接（六-1）

        建立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安全防范系统，作者建议从研究中国经济体自身的特点出发，参照美国成熟的金融体系系统的各种规则，如准入准出规则等，先期制订一个幅度稍大的预警范围，在实践中逐步找到较准确的安全警戒范围，确立金融系统的安全监管系统，严防外来风险的介入，为对外经济安全建立第一道最重要的防波堤。

       国际金融的风险主要在于其不可预知性，几乎随时都可能从任何经济体开始爆发，同时也具有几乎无时差的速效性和扩散性，正如前文所探讨过的。当代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和即时通讯信技术，使得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资本，都可参与全球的金融逐利游戏中，但是同时又得即时承担来自各处的未知的风险。由此可见建立对外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应当是全天候的即时反应规避机制，而不是风险来临之后的挽救机制。当然最好是预警机制，在危机到来之前采取预防规避措施，无论如何都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应对措施强力的多。由于涉外金融的复杂性，多重性，以及宽泛性，应当从其各要素入手，做详细的研究。作者有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见解，鉴于篇幅问题就不在此作详细论述，会另文作探讨。

二，建立中国经济体安全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全面的国家经济

信息的安全监管体系。

      对于这个安全监管体系，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也可以说它是和国家金融安全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安全，事实上是建立在国家经济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基础上的，就是说国家对外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依赖于国家经济信息的安全性。不仅如此，国家经济信息的重要性还反映在其他所有对外经济活动中，例如多年前中国大量采伐东北森林，制成一次性筷子供应日本市场的案例中，由于日本相关进口企业，基本上掌握全部的中国生产厂商信息，并且对改开初期的中国混乱的对外出口政策了如指掌，也了解地方政府不顾破坏自然环境，完全追求政绩的心理，加上对中国民风民情的彻底了解，尽管有民营企业家最后为保护资源环境，出面组建行业协会，试图把有关企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日本商人则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法，至始至终掌握者着定价权，而协会组建者落入经营困境而破产。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查一下这个案例。  

       ‘’筷子案‘’虽然是个很小的案例，但是可以以小见著。大的案例同样不胜其数。例如中澳历年生铁矿贸易案，由于洋买办在中国广织关系网，取得大量中国钢铁行业内部消息和政府政策信息，致使中国在合约谈判中屡屡受挫，最终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由政府统一组织与澳国谈判，仍然无果而终，不得不重新寻找原料来源地。还有中国与以色列无人机升级贸易案，中国稀土矿出口案，等等。其实根本不用作者作任何举例来论证，离开了信息安全的保障，任何国家和地区，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正常进行对外的经济交往，进一步讲，离开了经济信息的安全保障，任何主体的对外经贸活动必然会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必然会造成或大或小的经济利益损失，甚至造成国家政治，军事，社会的动荡，付出无可量化的代价。在中国任何一个供职于国家公务，掌握国家经济信息资源的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个重要性，否则这个公务人员一定不适合在那个岗位上工作，尤其是那些直接可以动用国家经济资源，参加对外活动的部门和人员。

  当代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远远背离了国际贸易的普遍规则，强势的经济体并不总是依照公平互利的交换原则来对待其他经济体，它们往往以金融资本为利器，以先进的 信息收求方法为手段，不惜以各种借口为掩护，随时准备攫取最大的利益。

     国家经济信息一旦被外国资本所掌握，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即被掌握在外国资本手心里。1997年7月2日，起端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轩然大波，人们要么围观，沉浸于观赏双方资本争夺战，品着被掠夺者身上流淌的血腥味；要么自身就是张开血盆大口，大快朵颐攻城掠地的金融大鳄之一；要么就是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难而胆战心惊，一无所措的待宰羔羊。至今所谓的资本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依然是，超级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成功秘诀，但是从来没有人关注索罗斯背后的信息大战。这里的关键是索罗斯怎么能在泰国宣布修改外汇市场政策的同时，对冲基金们就即刻发动一招致命的攻击，不容留一秒时间给泰政府做任何应对的反应？当天泰币即大跌17%以上。第二个问题是，在此之前，索罗斯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资本准备，才能做到一击必杀的攻击，这里的关键是什么促使那么多庞大的国际资本聚集一起，像非洲草原群狮猎食前一样静静等候着7月2日的那一刻？而且犹如巨型魔兽般的吞噬一个个蓬勃健壮的经济体，而所向披靡？这里除了不可否认的资本金融大鳄们的个人因素之外，显而易见的是来自泰国方面长期的经济信息泄密！以及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的一些致命规制缺陷，内外因结合才能上演出这部经典的金融风暴。国际资本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掠夺亚洲国家半个世纪积累起的财富的完美表演，拉上了上世纪的历史大幕。

            当今国家经济信息安全还有一个重大隐患， 就是以各种名义成立的智库，协会，研究所，咨询中心之类的机构，有的号称民间的，也有半民半官的性质的，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手段，收集内部信息或为取利，或为扬名，有些甚至毫不掩饰的宣扬长期收受国外背景复杂的机构资金辅助。有些以国内外联合办学，国内外联合课题研究为名义，有些机构竟可以用外国机构的资金大肆聘请国家级高级经济官员任职，真是奇观。要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学术会议界里，主流经济思想已经完全西化了。内外因素的勾结，中国关键的官民经济信息会非常轻易的以学术的名义泄露出去。无论如何，中国国内存在数量极多的这类机构，良莠不齐，是极其严重的经济信息安全上的隐患，应当即刻引起国家的重视，尽快采取防范措施。

       有鉴于此，建立全方位的国内外经济信息安全体系，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规则就成为急迫的经济安全工作。中国在此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已经制订和颁布的国家保密法，基本建立了国家信息的保密体系。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界及经济学术界对外交往趋于日常化，国内外人员上千万规模的流动，新的产业的诞生，互联网和即时通信的全球化，国家信息的安全形势也趋于复杂化，时刻面临新的课题。比如互联网商业化进程中的信息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等等，客观上要求国家管理部门进行及时的，更广泛，并且具有前瞻性的调研和制订规则。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信息安全体系的前瞻性规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经济领域各方面也处于剧烈变动时期，制订具有前瞻性的安全规则，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內有效防止关键经济信息外泄，也可以最大限度保护未来朝阳产业不被国际资本和对手恶意侵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