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升值逻辑
5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和即期汇价双双改写汇改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对美元开盘中间价为6.1811元/美元，较上一交易日大涨56个基点，就开盘中间价来看，今年已经累计升值幅度为1.69%，而在去年全年中间价的上涨幅度只有0.25%。
这一涨势令市场大跌眼镜，在日元大幅贬值、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币即便不贬值，也应至少维持币值稳定。可眼下，人民币的涨势如虹，出乎众人预期。那么，在当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选择相对坚挺，其中究竟有哪些考量，又遵循哪些逻辑？
何不步日元后尘？
如此，“货币战争”真要来了
今年5月22日，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接近104日元/美元，最近几日回调到102日元/美元左右，相比2012年11月初大约80日元/美元的水平，至今已经贬值超过20%。
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大幅贬值，日元的贬值幅度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极为罕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试图以日元贬值来提振日本经济，作为亚洲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日本与周边国家多年来形成的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和金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可以说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因此，日元的急剧贬值必将抑制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出口，这亦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刺激经济手段。
不得不说，每个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先考虑本国利益，因此针对日元快速贬值，“跟随策略”也广为流传，简而言之：日元贬值，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随之贬值，以此对冲日元的贬值冲击。
但，如果中韩等亚洲国家迈出这一步，必然引发一轮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大战，造成更多的动荡和不安，“货币战争”真要来了，而届时，整个亚洲地区都可能陷入到混乱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战场就可能从第二个主战场欧洲转移到至亚洲，这样，全球经济的复苏之旅将更渺茫和遥远。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前，国际投机资本巴不得亚洲国家间打起“货币战争”来。中韩等亚洲国家之所以不采取跟随贬值策略，并非充大头，而是看到了其中的危机。
既然跟随贬值策略不可取，但是也不能和不应放任日本政府人为地日元贬值政策。中韩等国应该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充分表达对日元过快贬值的担忧，通过与日本谈判或协商，要日本清醒认识到操纵日元贬值的不利后果，约束日本不负责任的汇率政策，防止日元进一步的大幅贬值。
如此，有人会问，虽然不能采取跟随日元贬值的策略，那是否可以像去年一样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呢？
去年全年，就开盘中间价来说，升值幅度仅为0.25%，即使按照盘中交易价，全年的最大波动幅度仅为1.1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这往往会被认为是紧盯住美元。
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启动之日起，我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果长期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紧盯住状态，会授人以“汇率操纵”的口实，也与我国政府当前提出的“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相符。
据悉，今年3月20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合计101位议员再提议案，准备再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我国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度将人民币紧盯住美元，直到2010年6月19日重新启动汇改。当时是特殊时期，因此这一举措一开始得到了主要国家的默认，但是到了后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则逐步增加。从我国自身来说，也不得不谨慎选择时机予以退出。
以升值促转型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33%，中国的出口比重不降反增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改革开始以来，尽管也多次强调要实现经济集约增长、强调环境保护，但事实上一直实行的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粗放式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和牺牲环境取得的，被形象地概括为“三高一资”（高成本、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
从需求来看，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方式不仅越来越不经济，而且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核算的GDP，最终消费占比由2000年时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而同期资本形成则由35.3%上升到48.3%。最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2002年至2008年，我国的投资乘数平均为1.51，而2009年至2012年，下降为0.90，2012年仅为0.73，即固定投资中多投出去的1元，仅能使GDP增加0.73元。
同时，在GDP中净出口所占比重则持续在2.0%以上，2005-2008年四年均在5.0%以上，最高的2007年达到了8.8%的历史最高点。过度依赖出口，则不仅招致我国成为国际上遭受“双反”（反倾销反补贴）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成为欧美国家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借口。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则直接对中国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发生作用，从而利于经济整体的转型。
2004年底时，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到很多来自其他部门的报告，谈论我国很多出口行业利润率很低，以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为例，当时多数观点指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行业必然陷入困境，工人将大批失业。
2005年7月21日，央行启动汇改并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1%。这些年以来的实际结果却是，这些行业非但没有陷入亏损和破产，出口增速反而加快，国际市场份额不降反升，多数企业通过实施产品升级，利率润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而且，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33%，但是此间，中国的出口并未受阻。另据统计和测算，2005年时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为7.26%，到去年则提到高11%左右。
不过整体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仍然不高，附加价值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去年共同开发出了“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试图更加准确地评估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传统算法以各国海关统计的出入境数据作为统计基础，而新体系仅计算一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中的真实增加值部分。
按传统算法，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为3.8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3.8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按照新算法，我国某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贸易总量仅为美国的六成左右，美国仍为第一大贸易国。
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任务仍然很重，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则是可以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让人民币回归均衡汇率状态
一切在为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准备
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确定：“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国际上有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是指一国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与独立的货币政策，永远无法同时兼得。
在资本进出国门尚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保持每一美元能换多少人民币的控制力，但央行也需要不断地印钞票购买涌入的大量外汇资金。
而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在于，汇率进入均衡状态，并放弃汇率的管制，让其充分的市场化。
试想，如果汇率存在明显的低估，则必然吸引大量资本流入，汇率会在短时间被推高，而且往往会被推到高于均衡汇率的水平，即出现所谓“超涨”；如果汇率存在明显的高估，本国资本则担心汇率水平无法持续而大量流出，汇率也会在短时间被推低，而且往往被推到低于均衡汇率的水平，即出现所谓“超跌”。无论是超涨还是超跌，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为了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市场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相对分化，即一半人看涨另一半人看跌，汇率能够相对稳定而不至于大涨或大跌，都希望在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前，本币汇率能够进入到均衡汇率水平。
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为了未来能够平稳地转变到浮动汇率阶段，当前有必要通过逐步升值的办法让人民币回归到均衡汇率状态。由于无法准确计算出均衡汇率值，官方往往采取试错法，有时会快速升值，然后维持相对稳定，看看是否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如果涨过了，也会向相反的方向调整，直到既无明显的升值压力也没有明显的贬值压力，即被认为进入到了均衡汇率状态。
日前，市场广为流传一份有央行背景的研究报告《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其中指出：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的路线图、时间表，明确2015年末实现可兑换。
尽管外界质疑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资本项目可对换困难重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提速，而汇率也必然要加速向均衡汇率状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