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税法实施的背景
（一）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遭到破坏
据《通典》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宋代的欧阳修曾说：“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缺，而租、庸、调法弊坏。”
（二）赋役制度破坏，农民负担过重
据记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到乾元三年户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人口为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
（三）户籍紊乱，户口失实
唐朝初期，初行租庸调法之时，有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办法。规定三年一造户籍，为了编造户籍，建立了团貌制度。国家每年征收的赋税数字，都要在县衙门口和村坊正式公布，使众所周知，征税的官吏不得随意加派勒索。
均田、户籍、租庸调是一条锁链上的三个环节，在均田、户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租庸调法也就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
（四）户税和地税的发展
由于户税和地税收入不断增加，地位日渐重要，为向两税法过渡创造了条件。
唐代到代宗，开始以亩定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以国用急需为由，没等到秋禾成熟，就按青苗地每亩敛钱十五，又征地头钱每亩二十，通称青苗钱。这是田赋征青苗的开始。大历五年，又规定：“夏，上田亩税
二、两税法的内容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对着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田亩转移，人口流散，吏治败坏，藩镇截留税收，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上书请作“两税法”。
两税法的内容，根据史籍记载：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征之。
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一）财政原则。唐代以前的历代财政，一般是以实行“量入为出”为原则。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
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最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额。再把总税额，分配给各地，向当地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课税的主体：“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不分主户和客户，都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
（三）行商是流动的，不常居一地，规定要在所在州县纳三十分之一的税。这样，行商的税负大致和定居人相差不多。
（四）课税标准：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贫富，也就是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
（五）纳税期限：分夏税和秋税两期交纳，夏税完纳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六）纳税物品：两税法规定是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田亩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
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即是“定税之初，皆计缗线，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说明到唐朝中期，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实物纳税逐渐进入到以货币纳税，这是财政史上一大发展变化。德宗时，政府每年征得钱三千多万缗，米二千多万斛。
“两税法”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出自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作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使税收负担相对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这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两税法”实施不久，又告失败，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这可从《无名税》中看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无名税》诗，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和衰败剥削劳动人民作了生动的写照，同时对“两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也作了精当的剖析。诗文如下：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索（我）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不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三、对两税法的评价
（一）积极意义
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简化了税制。两税法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到一起，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对纳税时间和纳税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 。
2、扩大了纳税面。唐初在实行租庸调法的时候，纳税的只限于课户，那些皇亲国戚，有品级的官僚大地主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还庇荫着大批的客户，均不交纳赋税。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管主户、客户，都要按规定纳税。
3、均平了纳税负担。两税法的课征，不再以丁床打算，而是以资产、田亩计算，就是“以贫富为差”。资产和田亩多的则多征，资产和田亩少的则少征。商人和农民一样征税。改变了以往赋税负担只集中在一般自耕农民身上的状况，起到了均衡负担的作用。
4、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了财政制度，消除了以前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施行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贯，比实行两税法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
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经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二）两税法的缺点乃至弊端
1、配赋不均。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因为战乱，各州、道田亩数额变化很大；情况变化了，再按旧额数摊派赋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税负不平。两税法是按户等纳税，唐朝制度规定，三年一定户等。三年之中，户等升降很大，户等不能随时调整，也是产生税负不平的一个原因。
3、折钱纳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两税法规定以货币计税交纳，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唐德宗时，货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程度终究有限，所以，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从钱轻物重，到钱重物轻，这一变化，人民的负担加重了。
当时人陆贽曾上疏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知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其二矣，虽官非减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
4、按财产征税，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两税法规定按财产的多少来征税，财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别。如果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
5、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造成统治者横征暴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