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众历史频道——当代历史创作展”无法回避“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等现实背景，但是作为策展人的李公明、胡斌并没有仅只局限于此，而是将视角投得更远：30年，60年，乃至一百年。本来，中国现代美术的源起就在一百年前，而启蒙政治的起兴也在一个世纪以前，或许更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表面上看似这样的出发点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抵抗意识形态的自觉，但背后事实上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选择。

　　从其选择的艺术家及作品便可以看出，无疑都根植于政治。与其说这是艺术的历史，毋宁说是政治的历史。遇罗克与“文革”，鲁迅、张爱玲与阶级斗争，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的上访，康、梁“公车上书”，“工业学大庆”，《人民日报》……实际上，对于这些历史题材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自觉或意识形态的自觉。或者说，艺术家对于历史本身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我想，他们还是坚信：选择历史本身就是为了抵抗遗忘——尽管现实不仅只是为了抵抗遗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面前，或者说在不同的选择面前，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态度和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选择历史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表现历史——包括反讽、戏谑历史——有时候却恰恰是为了抵抗记忆。或许，策展的目的正在于此，即尽可能地呈现不同历史态度的声音。而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

　　不消说，这样一种政治不仅源自艺术家的意识形态自觉，更是基于策展人自身的历史判断与现实选择。而这样一种判断与选择，并非是一种简单地“还原”历史面目，或揭示某一可能的历史“真相”。事实上，他们看重的也正是作为个体的当代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态度、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观念，他们力图呈现的也正是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政治表达权利的空间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场域，而这本身便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表征。所以，尽管表面上这是一种被限定了的历史表达场域，但实则反而具有更多开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