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中国”论坛
会议纪要
第一篇2012年3月 17日
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
2012年3月17日，幸福中国（北京）论坛第一次会议举行，由《共识网》总裁周志兴主持，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提交主题论文《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并主讲。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作为特约嘉宾发表评论，48位学者和媒体人等出席了会议。
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我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以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
今天举行《幸福中国论坛》第一次会议，想就中国改革的路径作进一步的讨论。
为什么取名《幸福中国（北京）论坛》呢？
第一、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有许多主张，各有理由和依据。但从启动改革来说，起码要符合三个条件，即社会有共识、局面能掌控、受恵于民众。我认为以“幸福中国”为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是启动与推进改革的最佳选择，举行论坛的目的是就这个主张进行讨论与批评。
第二、自“幸福广东”提出以后，有两个省与55个城市先后提出把幸福作为执政理念。广东首次公布了21个地级以上市的幸福指数排名，不少城市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目标推出了改革措施。中国正在悄然掀起以幸福为目标代替发展为目标的改革浪潮。
第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世界开始了以国民幸福指数代替GDP作为发展衡量目标的探索。2011年5月2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用来衡量民众的幸福感，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以幸福为目标成为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新潮流。
《幸福中国（北京）论坛》将重点选择有体制突破与示范意义的地方治理经验作为主题发言，不停留在理念的争论上，倾向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与提炼，有助于实际地推进改革。
下面请主办方《共识网》总裁周志兴致辞。
周志兴：
我不久前到深圳，徐先生到酒店来看我，他向我推销了“幸福中国”理念。幸福这两个字早就认得，但是其中的内涵，尤其是与当今中国的关系，我没有研究过。听了徐先生给我扫盲后，我很有启发。所以《共识网》和徐先生的幸福研究院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活动。
关于幸福问题，昨天徐先生在《共识网》跟我有一个对话，我又进一步温习了他的理论。所谓幸福，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目标。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贫穷的时候，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好像就是幸福了。发展到现在，GDP与财富已经得到很大提升，这个时候幸福就有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
今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个政协委员是我的朋友，她做了一个提案，说以后不要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而是以幸福为中心。她可能没有看过徐先生写得书，但是她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不谋而合，可以叫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共产党的宗旨是追求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而我们每个老百姓的目标也是幸福，执政党的目标与老百姓的目标是融合的。如果单提经济建设，搞GDP，这就和老百姓的目标不能完全贴在一起。
幸福可以包含很多层次，人与人也不同。有的人有了好的生活，物质上满足了，他就觉得幸福了，但有的人希望更安全一些、更自由一些，还有参政的的愿望。
对未来的选择，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比如有的人主张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有的人主张走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有的人是想走回毛泽东的道路，走回孔夫子的道路。如果确定幸福为目标，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主张中提炼出好的东西，说到底符合老百姓幸福的才是好东西。
所以，为“幸福中国”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愿意起一点作用，发挥《共识网》，包括我们旗下其他媒体，像《领导者》杂志、《财经文摘》的作用。谢谢大家。
徐景安：
下面请承办方超飞巨英公司总裁何超讲话。
何超：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很高兴我们共同来参与《幸福中国（北京）论坛》。作为承办单位，我们超飞巨英和中华管理英才论坛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谢意。
徐景安教授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此我对徐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对在座的各位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我们超飞巨英是一家以会展为核心，以咨询、培训、广告、网络、会议为主的商务公司，目前主要品牌是中华管理英才论坛。这个论坛从2000年开始创办，已经12年，今年是第13个年头，历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和关注人士参加。从去年开始我们确定了“幸福管理”这个主题，我们举办了中华管理英才论坛2011威海分会，我们有幸与徐教授见面，对于他主张以“幸福中国”为改革旗帜我们很赞同。去年12月16日青岛举办第12届中华管理英才论坛，由青岛恒星集团设立“中华管理英才论坛幸福管理课题研究基金”，评选出10名“幸福管理”2011年理论创新和实践引领者，颁发了奖章和奖金。这个活动将继续下去，奖励研究幸福管理和幸福中国的专家学者。
最后，祝幸福中国论坛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健康长寿，谢谢大家。
（举行《幸福中国丛书》之一、之二签售式：
《中国新改革起航》收集了徐景安撰写的29篇文章，22万字，是对一系列元问题的思考和感悟，包括：什么是人的终极追求，什么是社会的终极目标，争权力、财富、名誉干什么，求发展、改革、开放为什么，什么是共产党的宗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义，中国成就的动力是什么，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的希望是什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重塑中国核心价值观》分为上下两冊，收集了徐景安与30多位我国各流派的著名学者以及大学生、员工、网友的对话，共40万字，是中国思想界的大碰撞。对话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如何创建人学，如何创建中国新文化，什么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有没有普世价值观，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什么是善、该不该倡导善、能不能做到善以及教育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
周志兴：
简单介绍一下徐先生，从1979年以来，他一直在中国改革开放领域里工作，很多改革方面的事情，徐先生都参与了。我对他说，你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了，他说我不是基本上，我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喊出“幸福中国”这个口号，并做了很多实际的努力，来启动新的改革。徐先生送了我一套书，我又买了两套，一套送给华炳啸，他是西北大学新闻传播中心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专门从陕西赶过来开会的，第二套送给李胜平，他是胡耀邦史料网的。
下面按照议程，请徐先生先讲。
徐景安：
我提供了主题论文《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基于如下考虑。
一、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症结是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我国改革开放实现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接受了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目标、尺度、标准的价值观，政府以经济为中心，民众以挣钱为第一。这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摆脱了政治狂热，追求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成为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当党、政府、民众都以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尺度、标准，这个社会就成了物的博杀场，失去了公平、正义、道德。
政府拥有权力、资本掌握资源成为赢家，民众缺乏组织，沦落为弱势群体。于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改革的呼声日高，呼唤公平、正义、道德的文化重建也成为舆论中心。但是，以经济为目标、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改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改革都无从谈起。
就拿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来说，改革之初，温饱没有解决，強调发展第一、做大蛋糕，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国GDP达到47万亿，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严重、群体事件频发，分好蛋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然而还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发展中的问题发展来解决，掩盖分配的不透明、不公平、不合理。其实，蛋糕的大小，与分蛋糕的公平、合理没有关联，把做大蛋糕作为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掩盖实质。
作为党和政府来说，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勿视发展为谁这一关系党和政府性质的根本问题，就必然蜕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与动力去推动约束自己的制度改革。党和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价值目标，也就在全社会倡导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导致道德、精神、文化的堕落。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就是把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与尺度，西方的民主制度固然对物的公平分配起了一定的作用，宗教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缺失，但是依然没有改变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债务危机，西方文明无望解决不平等、不持续、不幸福三大问题。
提出“幸福中国”为目标，既是为推动中国新改革，也是为人类探索新文明。
二、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这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确立“幸福中国”为目标，就为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破了题。
什么是“幸福中国”，不言而喻，幸福的主体是老百姓，提高民众幸福感就成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目标、总纲，这就要先了解民众的真实感受，哪里不满意、哪里不幸福，先改善社会民生，再解决政治民主，再提高道德文明，从而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
以“幸福中国”为目标，以改善政府行为为起点，进而改善社会行为、民众行为，推动建设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幸福中国”是社会系统再造，意识形态重建。
幸福可以成为人类的新信仰。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共产党的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敬畏马克思。
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也不信马克思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幸福信仰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即爱自己。而真正爱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就要爱他人、爱大家。幸福信仰在承认物质幸福的前提下，倡导追求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幸福信仰不主张无我，不主张禁欲，不主张公而忘私，不主张无私奉献。
三、自提出“幸福中国”以来，在受到赞同的同时，也有不少质疑。
第一认为幸福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不能成为考量的目标。“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幸福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把握与度量。
幸福度是衡量民众幸福的客观指标，幸福感是衡量民众幸福的主观指标，两项加权相加就是幸福指数。这是考核政府为民众谋幸福的度量工具。作为个人来说，可以追求自己理解的幸福，从追求物质财富为标准的误区中摆脱出来，真正实现价值的多元。
第二不少人质问，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哪来幸福？不把争民主、自由、权利放在第一位，幸福就是“精神鸦片”。问题是怎么争民主、自由、权利？把它作为旗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沒有普世价值，争了一通不了了之。以“幸福中国”为旗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然后一步步推进改革，民主、自由、权利也就包含其中。
也有人质问，不解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拔除贪污腐败的根子，不革除官老爷作风而大谈“幸福中国”，只能是一厢情愿，“白日做梦”！可是质问者并没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和路径。
今天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究竟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还是把GDP放第一？如果确立了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的价值取向就有现实的可能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继续以GDP为第一那就无望这些问题的解决，相反越趋严重。
第三还有人反对幸福成为执政理念，理由是害怕造假，名义是“为老百姓造福”，实际上继续干着侵犯人权、暗中专政的勾当。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然而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就不会干骗人的勾当了？
确立幸福为执政理念，对政府的评价主体是民众、评价目标是幸福指数，这就有利于改善政府行为，当然不会一夜之间建起幸福的天堂，还会有骗人的勾当，那只能成为支流。而现在以财富为目标，政府以发展为第一，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利益集团。以它作为价值理念，是公然鼓励人们不要廉耻、不择手段，从上到下都在干骗人的勾当。今天没有一夜变好的药方，只能提出比现实有所改善、有所进步的可行方案。
李德顺：
谢谢，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我第一次来，学习了很多知识，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徐先生这篇论文稿，我看了一下。总的感觉，作者改革的立场，积极为民的理论激情和旗帜鲜明的价值取向，我都是非常赞成的。“幸福中国”这个口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现在不缺好词，不缺好口号。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先进的、明确的、简捷的、切中实际的理念或者口号，来表明我们的导向，统一大家的认识。这些年来，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干这个活，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各省市都在搞自己的城市精神。这说明了我们现在有迫切的需要，但是没有产生满足需要的合理方式、合理体制的时候，往往带来的只是混乱，好词很多，众说不一。
我们缺那么一个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东西，现在事实上形成一种精神割据和文化圈地的状态。凡是有想法，并且有一定实力的都可以在它的势力范围里立标杆、插旗子。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立那儿又搬走了，那是一次未遂的圈地行为，如果立住了，有政协委员还提出在国家大剧院再立个关公像，这样文武圣人就齐了，弘扬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我们每一个提法都有，好话从来都不缺人说，但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大伙生活中感受得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给自己定的规则叫“少插旗、多种树”，尽量不标榜什么主义，什么口号，把现实中一个、一个问题说明白一点，提的建议切实可行一点，尽量不做一口吃天、大而无当的文章，那样的文章现在官方最喜欢做。比如道德问题是中宣部这些年最热衷的问题，不停地树楷模，今年又学雷锋，但是讲来讲去，讲出什么来了？恐怕只是讲出了社会上多元的道德导向，没有给大家建立起应有的道德信心，形成的道德共识也很少。官方在讲学雷锋的时候，民间主要干的事就是解构雷锋。需要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需要从来不创造真理。
徐先生讲的社会系统再造和意识形态重建，这确实是我们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但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需要，提出来的方案就都是合理有效的，还得要从根基和机制，即产生它的机制和条件这方面来思考。
幸福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取决于它追求什么样的信仰，信基督教的人信仰上帝，他把得到上帝的赞许作为幸福。信马克思主义，就把进入共产主义当做理想。共产主义严格来说不是信仰，是理想、目标。信仰是你确信它能指引你、保证你获得幸福的那个根据和力量。
所以我觉得，幸福不能成为旗帜，也不能成为信仰，它可以是我们工作、生活中追求的一个东西。讲幸福中国，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对于官员来讲，把群众的幸福列为他的目标，并且具体化、量化，这当然对老百姓有一定效果。但在我们现有的体制和风气下，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提高这个指标，而老百姓未必真正幸福。对于群众来讲，幸福是他的权利和他的责任。什么幸福，什么不幸福，是他说了算，而且他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次上感受各种不同的幸福和不幸福，这是不好给出规定和统一的指标的。
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一个原则的话，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承认和尊重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幸福、把握幸福的权力和责任，而不是给他规定一套幸福指标。刚才徐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对“所有的好词都会被用来干骗人的勾当”。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让好词成为空洞的词，而这个好词要管住体制和机制，让他不能用来骗人。我觉得这样的体制和机制，还是应该回到民主和法制。
王占阳：
今天我想从两个角度谈谈我的看法。
1、从价值理念和话语方式来看，我认为还是讲“普遍幸福”更好些。
我们知道，以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并不是新鲜事。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幸福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的。现代西方更是广泛认同。这在西方实际是一个常识。
我提出“普遍幸福主义”，即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的价值体系，这才是一个新理念。“普遍幸福”不是新词，“普遍幸福主义”才是新词。
我曾讲过，“普遍幸福”有六个方面的内涵。其中，从地域角度来说，它不限于中国，不只是中国人的普遍幸福，而是是指全人类的普遍幸福。
幸福汕头、幸福广东、幸福中国，这些都是一定范围内的普遍幸福，我当然赞成。但这并不构成一种新理念，而是普遍幸福主义新理念的一种具体运用。
我在2004年出书提出普遍幸福主义。我清楚地记得徐老师是2006年开始接受和支持普遍幸福主义的。后来徐老师在使之成为实践中的普遍幸福主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颇有成效，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但所有这些都未超出普遍幸福主义的范畴。“幸福中国”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新理念。
不仅如此，作为执政总理念，只讲“幸福中国”是不够的。应当有内政、外交融为一体的总理念。“幸福中国”仅限于内政。如果进入外交领域，那就应该讲“人类幸福”。而且“人类幸福”不仅是外交，更是决定人类和中国命运的文明问题。我曾发表文章，指出全人类都要追求适度消费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这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来说，这更是解决中美、中欧深层次战略矛盾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国赖以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幸福中国”不仅有这种局限性，而且实际还是一种官方话语，无法成为民间话语。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可能张口就说我们要“幸福中国”？那就口气太大了，与老百姓的身份不符。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说的话，也可以成为媒体的话，但它不是老百姓的话。这就使“幸福中国”这个提法不便于普遍幸福主义价值观成为民众自己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相对于“幸福中国”，我还是认为“普遍幸福”和“普遍幸福主义”这种规范的提法更好些。一是我多次说过，只讲“幸福至上”不行，因为它有可能被理解为“损人利己的幸福至上”。这种误解已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上出现过多次，误解者并以此否定幸福论。我那时就说过，还是讲“普遍幸福”更准确，不会产生这种误解，理论阐释也更方便。二是“普遍幸福”有六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幸福中国”则在字面上只涉及其中一个方面（人群范围）的部分内涵（未包括全人类），这也是很大的局限性。三是“普遍幸福”很容易成为公众的实用话语。我在中央社院上课，每次讲“普遍幸福”，课后都成为了学员中的热门话题，而且一直到离校。这就表明，“普遍幸福”这个词很有利于把“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观传到公众中去，成为公共话语；因为它不是官话，是贴近人心的。
所以，我认为，还是讲“普遍幸福”和“普遍幸福主义”更好些。
2、是否应以“普遍幸福至上”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者的关系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强调普遍幸福主义究竟有何现实意义？
这里首先应该明确，邓小平并不是不讲幸福。邓小平当时的提法是“富裕幸福”。因为那时太穷了，物质上带来的幸福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19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GDP增长和幸福指数提高成正比。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GDP和幸福指数的提高才不相关了，有时数据表现还有点负相关。这就是说，当财富得到满足以后，幸福指数就不跟财富增长了。
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越过了这个“富裕幸福”的阶段呢？从全局上看，显然还没有。现在还有很多人处在物质上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距离西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普遍富裕的距离还很远。
再就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看全国都有误读。实际上，邓小平一再说，发展经济不要光看GDP涨了百分之几，那不是最重要的，要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首位。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就没有意义。“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说改善人民生活是硬道理，不改善人民生活就得垮台。“三个有利于”被误读成了两个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广泛地误读为GDP至上。
那它就与普遍幸福至上相矛盾了。但若不是这样，按其本意理解，那就问题不大了。至少是在“富裕幸福”阶段是这样。邓小平曾经一再说，到21世纪初就要着力解决分配问题，以至于将来还要以共同富裕为中心。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跟“富裕幸福”并不矛盾，只是它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即在市场化改革达到一定阶段后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
还有就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世界也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界定为GDP至上，它就应该被否定。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本意来界定，它就不应被否定。现在应该做的是恢复邓小平的本意，而不是基于误读否定之。
至于“一切向钱看”，那就更是邓小平所反感的，也是他曾多次公开否定过的，所以也不应视为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
普遍幸福主义首先是终极价值层次的价值理念，尽管它也包括为实现普遍幸福所需要的一切好东西，其中也包括正确解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说，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是更高层次和更具包容性的东西，而不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互不兼容的东西，不是后者的替代物。
但跟邓小平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无疑特别需要终极价值论，特别需要普遍幸福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物质主义的普遍贪婪，无法创造和实现适度消费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无法解决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深层次战略矛盾，也无法实现我国的现代化。
周志兴：
前不久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马勇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一方面做着最不好的事，一方面喊着最好听的口号，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话说回来了，口号还得喊，你也不能说不喊。我为什么觉得“幸福中国”这个口号还有讨论与实行的价值呢？我认为它是有很多积极的含义在里面，可以包容很多好的东西。当然，我也同意说幸福不能是一种信仰，应该是追求的目标。
我想是不是围绕这样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幸福中国”这样的口号能不能提？刚才李教授认为这个口号提了也没有什么用。我们这些年确实很多口号，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等。现在提“幸福中国”这样一个口号，合适不合适？
第二、“幸福中国”包含什么东西，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比如每个人多少平米的房子，有多少收入，能不能享受到最好的医院治疗，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要有选举权、公民权，要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是不是也是幸福？
第三、“幸福中国”从何处入手？这包括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徐先生讲，从政府改善行为做起，但是我想可能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必须要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事可做，有人可爱，有所期待”，这个人就幸福了。而不是跟别人比，谁住多大的房子，我要比他大，这样才幸福。很多西方国家、民主社会，有可能一个水暖工和总理住在一起是邻居，谁也不觉得谁比谁高，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所以“幸福中国”从何处入手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来了很多名人，像黎鸣、胡星斗、章立凡、李胜平等这样一些学者，大家来讨论。
甘泉：
我跟徐景安在思路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小的分歧。我很赞成把“幸福”这个大旗举起来，因为真正对老百姓有益的是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不行。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把社会与个人这两种“幸福”搅合在一起，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一说幸福，人们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观点，没法统一，所以没法量化。我认为，应该把“个人幸福感”与“社会幸福度”分开来讲，事情就好办了。
作为国家与社会，追求的应当是幸福度，就是“社会幸福度”。幸福度属于社会学范畴，是可以量化的，可以制定整套幸福度的量化指标。具体是哪些指标？需要相关机构研究制定，经过试行，加以修订，然后才形成正式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分两个大部分：一是生态方面的指标，如空气的清洁度，饮水的纯净度，食品的安全度，等等；二是社会方面的指标，内容包括安定、有序、公平、公正之类。“社会幸福度”由国家制定，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来实施与考量。
“个人幸福感”不属于社会学范畴，而属于哲学范畴，就是人生哲学的范畴。个人的幸福感不是管理出来的，而是教化出来的，因为它是一种对人生观的认识问题。之所以人们各有各的幸福观念，就因为人生观不一致。不同的人生观，肯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也就有不同的幸福感。所以，“个人幸福感”跟“社会幸福度”不是一回事，它属于哲学范畴，是不可量化的。“个人幸福感”本身虽然不可量化，但可以参与“社会幸福度”的考量，也就是“公民所承认的幸福度”。这也是“社会幸福度”的指标之一。这样一来，问题就明确了。
作为国家来说，应该从追求“GDP”转向追求“幸福”。不丹这个国家搞幸福指数已经几十年了，公民非常幸福。需要明确一点：这套幸福度评价指标，与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说，采用幸福度评价体系，必须废除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而不是在原有的社会评价体系上做一点“微调”。“微调”是无济于事的。不丹这个国家的幸福度在世界排名是前五名，第一名是哥斯达黎加。他们跟GDP这套评价体系毫不搭界。例如，其他国家的旅游业都是人数越多越好，但不丹却是每年限制游客人数。所以，我们要搞“幸福度”就必须彻底否定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重新树立一套社会评价体系。
我在1998年12月5日的《科技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评价体系——和谐度》。当时我提的不是“幸福度”，而是“和谐度”，因为只有和谐才可持续发展。我提的“和谐度”，与不丹的“幸福指数”，内涵是一致的，可谓不谋而合。我当时提了“生态和谐度”和“社会和谐度”两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有20多个指标。每个指标如何量化，如何计算，我都有说明。当然，那是相当粗糙的。我一直认为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才是对老百姓最有益的事。当时我找不到实例，没想到不丹已经在这么走了。
还有，生态文明与幸福目标是一致的。2000年，我在《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季刊）发表了《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中央是2007年才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到目前为止，体制内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依然十分狭隘与粗浅，并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到处在提，但效果很差，而且被扭曲和肢解了。
我为什么赞同徐景安提出“幸福中国”？早在20年前我就已经倾向于此，不是听他提出这个之后才突然想起来的。时间到了，我就谈这些。
蔡德贵：
我是山东大学原《文史哲》主编。头几年在深圳的一个书院认识了徐景安教授。我参加这次研讨会主要是好奇。我今年67岁，一路走来没有幸福过。1965年考进北大，第二年文革了，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被斗的死去活来，在地狱里走了一圈，发现居然还有比我更不幸福的，而且越来越发现比我不幸福的人更多。现在是普遍不幸福。
现在徐教授提倡“幸福中国”论，我觉得这个目标非常伟大，官方正在提倡的是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这两个都没构建起来。和谐中国没有构建起来，和谐世界离得更远，在这样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幸福中国”？我很好奇，所以就来了，听了一些高见，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我想从反面阐述我的观点，我为什么觉得不幸福？我觉得不幸福不是我个人，现在是普遍的不幸福，贪官不幸福，清官不幸福，温总理人格独立受到曲解，他也不幸福，原因何在？我觉得三个方面有问题。
第一，所有制如何解决？我们名义上是公有制，但是财富往往被少数人控制和掌握。财富必须合理合法的占有，你是合法的私有财产，你会幸福。贪官把公有制的财产挪到他的名下，心惊胆战、日夜不安，他肯定不幸福。
第二，没有终极追求也不幸福。徐教授文章里面提到“宗教精神”，我觉得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在三个方面出了问题，一个是天人关系，一个是人际关系，一个是身心关系，这三个关系解决好了肯定和谐，但是现在我们都没有解决好。尤其是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没有敬畏感，那就没有一个力量能管住人类，就不可能幸福。
第三，生存权方面的问题，涉及到计划生育。从79年开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如果一直独生子女政策下去，我们这个民族要完了。人格都不健全，很多独生子女性格都有缺陷，大大小小的毛病很多。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无法谈幸福。
李卉雪：
我来自国际人生幸福传播联合中心，我谈一些浅薄的观点。好多老师发言中都提到“幸福”的主观性特别强，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没有办法衡量，也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幸福”的定义无法统一，我们就不去提升幸福指数了吗？古人就提出了人生五福，“福、寿、康宁、好德、善终”。我们应该根据前人总结的经验，以及心理和生理的人生各阶段的需求及目标，制定一张人生导图，包括从我们出生到去世，根据男、女生理及心理的差别，概括出每个人生阶段的重点，每个阶段的目标，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
李伯淳：
徐教授提出“幸福中国”，我觉得有它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幸福。古人讲的人生五福的追求，长寿，富贵，安康，好德，善终，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大家都想获得幸福，从小到大上过很多课，但有没有上过人生幸福的课？没有一个人上过。这说明什么？我们真正最需要的，而我们并没有学习。在新文化建设的核心里，就是要解决人生幸福的标准，以及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
“幸福中国”是从国家层面，应该制定一些什么政策，民主也好、法制也好、廉洁也好等等，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共产党唱东方红，就是为了人民谋幸福，今天提出“幸福中国”，非常应该，还应该提幸福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普世追求，在座各位都希望健康、长寿、和睦，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生五福。基督教讲能够上天堂，但基督教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之后，基督教受到巨大冲击，提出很多改革。我们的佛教、道教、儒学也产生巨大变化，比如说佛教，过去追求的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哲人明确提出“中国的佛教是要在人间成佛”。人成则佛成，五戒十善,四维八德。
中国在教育方面，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又如何呢？我非常心疼我们的孩子，有的学生做调查，1/4的学生曾经想自杀，6%准备自杀，每年有38万中国人自杀，200多万自杀未遂。这是自杀的，还有好多犯罪的。我们的教育到底教了什么？为什么会把孩子教成这样？我们希望孩子成才，不但没有成才，连生命都保不住。由于我的特殊经历，从小患病学中医，面对很多病人，从长寿、健康开始，一直研究到人生幸福。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男的、女的学的都一样，但是在家庭里面男的、女的所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到结婚年龄，生理上有需求了，但是我们做好准备没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家庭，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人生幸福这门课，我们到今天没有学。
手机、电脑都有一个使用说明，到一个城市有一张地图，知道哪里到哪里。因为不知道人的使用说明，各个器官怎么用，带来健康的很多问题；不知道人生幸福的地图，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带来人生的不幸。我们有很多哲人，比如耶稣、孔子，他们的探索毕竟是两千多年前，对我们今天有没有适用价值？有它合理的部分，但是并不完全合理。徐景安教授在北京组织新文化论坛，我参加了。我们俩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几年我组织创新文化论坛，开了一百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要建立一个新文化。有了新文化，才能引领中国的正确发展。
我不像徐教授研究很宏观，我觉得从每个人出发，研究人生幸福地图，知道哪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人需要追求哪几方面。有兴趣的，我免费赠送给各位一张。我组织了一个人生幸福的公益报告团，向全国各地促进徐教授提出的“幸福中国”。
黎鸣：
今天老徐召集大家来开这么一个关于幸福论坛的会，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幸福”，说白了，就是人的价值。无论谁活一辈子都希望自己幸福，绝对没有任何人说我希望不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一个人活一辈子他感觉到满足。人类自古以来，就在追求幸福。幸福是有学问的，这种学问在目前的世界上已经列出了一大系列。什么是人类的幸福学？人类的幸福学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学。继承过去人类真正有价值的智慧的传统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责任，在继承的同时也应该增加自己的新的创造。
真正为全人类提供幸福学，也即价值观学的人是谁呢？我认为，第一是希伯来人的先知，或者称他们为神学家，第二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神学就是最初人类的幸福学，哲学也同样是人类的幸福学。中国也有，中国人一谈到这个就叫中国的国学、儒学，我是否定的。因为它跟人类的幸福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幸福学就是价值观学，你活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你就幸福，你觉得自己活得没价值，你就不幸福。中国的国学、儒学，虽然也谈到人类的价值和价值观，但是它们与中国人，尤其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幸福没有关系，它只关心极少数人、极少数的统治者们的永远占据权力的“幸福”。
中国真正为人类提供了伟大的价值观学的人，只有一个人“老子”。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幸福学、价值观学。如果把伟大的老子丢到一边，是我们把自己的老祖宗丢到一边去了。《道德经》是在古代中国能够经得起全面推敲的惟一的一部书，而《四书五经》、《论语》，它们绝对经不起推敲，它们内在的矛盾，内在的混乱，内在的没有逻辑，使得你永远找不出人类真正生存的价值是什么，而且还让你走上歪路。《道德经》5000言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逻辑贯穿在其中的伟大的系统。它为整个人类提出了伟大的生活价值的目标。
老子从道开始，走向了宝，最后走向了德，谁有所德，谁就幸福，谁无所德，谁就不幸福。德（得）什么？老子说德（得）生，德（得）为，德（得）长，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他能够得到生，得到为，得到长，他就是幸福的人。而且老子还更提出了“玄德”的概念：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是说，人人得生，但必不私有；人人得为，但必不私恃；人人得长，但必不私宰。老子为中国人所提供的这种幸福观、价值观多么高尚，多么实在，多么深远，而且老子的路也是现实的路，“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伪天下先”，不敢说假话，不敢做假事，不敢搞欺骗。从“道”开始，“道”就是道理，就是真理，从真理开始，用“宝”这样的工具去达到“德”这么伟大的幸福的目标。世界上有比这更伟大的理论吗？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说老子天下第一呢？就是说西方的宗教家，西方的哲学家，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咱们老子的面前都是矮子。他们比老子“矮”在了哪里？“矮”在了他们的逻辑没有老子的全面，没有老子的深刻。
所以我说幸福学，价值观学太重要了，太伟大了，中国应该把关于幸福学的教育，把关于“价值观学”的教育提到第一的层面。中国为什么教育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从来就不给孩子们讲价值观，讲真正人类文明的幸福观，不给孩子们说，你活一辈子终究要追求什么，终究应该追求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显著的实用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就是美国，在东方的就是中国。美国的实用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成功的效应，为什么？美国的实用主义，人家“实用”的是欧洲西方神学和哲学的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学”和“幸福学”的传统的理论；而中国的实用主义却产生了一个最愚蠢的民族，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是实用主义，“实用”的却是孔丘儒家的极端错误的“价值观学”和不“幸福学”。这是两个人类世界历史上的极端，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可以说不叫最幸福吧，至少也应该说是相当幸福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幸福”的人均水平在世界上是占第100位，整个世界不到200个国家，一百八、九十个国家之中我们是第100位，虽然这里所说的第１００位更多地是指物质的层面，如果还加上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数的话，我认为只会更糟。你说我们幸福吗？我们确实不能说幸福。美国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因为他仍旧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比较欧洲西方人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辩证主义”、“思辨主义”来说，“实用主义”确实是比较浅薄的一种“主义”。虽然美国的“实用”曾经是真正有用的，他把西方的哲学，西方的宗教学、神学，全都归为自己所用，他有很高的理论的历史基础。然而中国的实用主义是没有理论的，是没有学说的，甚至是没有最起码的逻辑的非常空虚的“实用主义”。中国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孔儒的“礼乐主义”和“暴力加欺骗”的实用主义。我刚才讲的老子虽然伟大，但是在中国能有几个人真正懂得《道德经》呢，又有几个人真正在用老子《道德经》本来的意义去解释《道德经》呢？没有，直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关于老子《道德经》的著作全都是错误的，甚至是蓄意歪曲，这是对于我们伟大的老子的极大的不恭敬。
鉴于上面所述，我认为徐先生召集大家开这么一个幸福论坛，相当了不起，首先让大家来关注自己生存的价值，自己活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我有一个建议，建立中华民族的一种新的幸福学，不要忘记了老子。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学家。什么是“人学”？人学中包含了神学、哲学，又有自己更高价值的追求，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是最全息的知识。既有关于人的信仰，又有关于人的知识，更有关于人的爱。老子说的信仰是什么？是道，是真理，是规律，是逻辑的信仰。西方人的信仰上帝是古代不开化时代的不得已的产物，上帝是神，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信仰真理，不是信仰神，因为没有神理。
无论是希伯来的文明，还是古希腊的文明，都是我们全人类的伟大文明。希伯来人为人类提供了“人人在信仰上帝面前平等”的伟大的文明观念；古希腊人，为人类提供了“人人在求真理、求知识面前的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西方为什么有文明？中国为什么没有文明？人人平等就是文明的曙光，没有人人平等，就没有人类文明的曙光。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是一个没有文明曙光的民族，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我们中国人两个眼睛死盯着的地方没有，我们中国人全都只盯住了孔丘及其儒家那里，而孔儒那里便是没有文明曙光的地方。你没有盯着的那个地方，是老子那儿，是《道德经》那儿，恰恰有着人类最伟大的文明的曙光，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去看，或者就是看也只是用孔儒的眼睛去看，根本看不懂，而且还把它看歪了，看瘪了，看邪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就是歪的、瘪的、邪恶的。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德国的国家电视台上向全德国的人们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每一个有知识的德国家庭，都应该去买一本中国老子写的《道德经》，这一本书值得你们一辈子受用。德国总理向全德国做出这样的号召，那么我们中国的总理，中国的领导人，向我们号召了什么呢？没有这个号召。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把伟大的老子丢到一边去了，却把那个早就该死的孔子给弄出来。孔子为什么该死？孔子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极其错误、极其有害的价值观，孔子的价值观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有害？因为孔子的价值观就是四个字“亲亲、尊尊”，或者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白了，中国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亲亲而活，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儿女而活，这是第一。第二为尊尊而活，为你的君主而活，为你的长官而活，这里偏偏就没有为你们自己而活。孔夫子这样的毫无人类真正文明的（真善美）价值观，整个地统治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
张成东：
徐景安先生提出了“幸福中国”，我想下一步应该是幸福世界。我认为幸福首先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微观的幸福，第二个是宏观的幸福。微观的幸福对于个人来说，满足就是幸福。从个人到家庭，从集体到国家，再到社会到世界是宏观的幸福。幸福更分精神和物质的，精神大于物质，如果人们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追求，最终将使已经得到的幸福化成痛苦。我们今天的社会矛盾已经形成一个综合的极点，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中央高层，人们没有幸福感，没有安全感，只有危机感。矛盾形成的漩涡越来越大，这个矛盾已呈全球化趋势，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如果这些基本的问题不能解决，何谈幸福？要用中国的智慧来寻找一条新路，来达到我们真正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
1：改正-对做错了的地方进行更正。
2：改进-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
3：改造-通过宏观对整体环境进行治理。
4：改善-通过微观使事物进入良性循环。
5：改良-对目前已经形成的好现象进行优化。
6：改变-通过文化引导文明走向，焕发整体社会的精神面貌。
1：改正-对做错了的地方进行更正。
2：改进-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
3：改造-通过宏观对整体环境进行治理。
4：改善-通过微观使事物进入良性循环。
5：改良-对目前已经形成的好现象进行优化。
6：改变-通过文化引导文明走向，焕发整体社会的精神面貌。
华炳啸：
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我是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华炳啸，也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主编。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新改革”是“幸福中国”与“宪政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第二，宪政社会主义是通往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第三，幸福中国和宪政中国的关系。
我对徐景安院长非常钦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为中国改革谋划未来，先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深圳体改委等重要岗位上为推进中国改革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徐院长已经过了70岁了，没有去享天伦之乐，而是继续为中国改革事业鼓与呼，可谓壮志未酬，宝刀未老。徐院长作为改革界的老前辈，几次致信于我，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让我不禁想起清代颜元的一句话：“志真则心热，心热则功成。”徐院长三十余年来改革之志不移，救党之心不死，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第一次见到徐院长，是在去年中国改革峰会上，当时徐院长拿着他的新书《中国新改革起航》，我一下子被“新改革”几个字吸引了。徐院长从以ＧＤＰ为中心的旧改革推动者，与时俱进地成为以人的发展和幸福为中心的新改革倡导者，这就是我们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识基础，也是我这次专程从西安赶来参会的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对“新改革”这三个字很敏感？我是国内最早从“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视角提出“新改革”的概念与内涵的人。我在1995年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中最早提出了关于“新改革”的设想，指出这种“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为首要历史任务” “新改革”，“正是实现这种政治解放以至于对人本身的全面解放的一次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伟大革命”（引自《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第56页），并在附录的《主要新观点的列举及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前理论认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改提‘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如果连党和国家都是以‘赚钱’为中心，那么我们又怎能抱怨当前的不要信仰的那些人也以赚钱为唯一中心呢？所以，无论是对于党和国家而言还是对于个人而言，我们都应当强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要明确重心仍然是服务于中心的，也即我们是为了发展人本身而发展经济的，而绝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每一个个人也应当是为了使自身得到合理的发展而赚钱的，而绝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这就是17年前我的鲜明立场和观点。刚才徐院长讲要从“以人民币为中心”转到“以人民的幸福为中心”，与我的上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的第一本小册子的基础上，我在1996年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15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系统提出了2011年以后中国推进“新改革”的现实条件、价值选择、路径选择与制度设计。在这本书里，我还提出要推动“反封建、反保守、反庸俗”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和谐竞争、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提出把保障和促进人权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目标，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力的源泉”，主张由人民民主专政过渡为人民民主宪政，认为人民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主张宪政规制下的竞争性选举，提出依法执政、依法治党、分权制衡和“二元治权竞争”也即竞选组阁制等制度设计，也特别提出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觉推动新文化运动，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三个代表”，但是其基本精神是相通的。这里面的很多观点，在此后的15年时间里，都已经成为党的理论主张，甚至被写进宪法，现在还有以党内竞争性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实现的最核心内容，尚有待我们今天形成最大共识与合力着力推进。1996年提出的“新改革构想”，实际上就定位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我认为当时推进“新改革”实践还不具备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有一个生成和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我经过研究认为需要15年。在这15年时间里，我集中精力试图奠定新改革也即宪政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为新改革时代的到来做好理论创新准备，并在1999年上书建言4万余字，写成《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一文，正式向中央建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篇建言文章也受到中央党校一些学者的重视，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在迟福林院长主编的一本书里介绍了该文中关于人大与政协改革的内容，直接引用了几千字。
2010年，我终于出版了《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这本56万字的专著，在这本专著里，我继续探讨了“新改革时代”“新改革主体”“新改革主义”“新改革战略”等命题，把它作为宪政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背景。这时候，“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改革时代正在到来，宪政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条件正趋成熟。在江平、高放、郭道晖、周瑞金、许崇德、何炼成、浦兴祖等一大批学界前辈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宪政社会主义论丛》，每半年一期，已经顺利出版了两辑。近来，倡导新改革的学者越来越多了，声音也越来越大，都认为新改革是以人的解放、发展与幸福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是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的深水区，而其主轴正是宪政改革。可以说，“新改革”不仅是“幸福中国”与“宪政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也已经成为泛改革派学者大合唱的主弦律。
第二，为什么说宪政社会主义是通往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因为没有宪政的保障，幸福中国就是空中楼阁，就是幻想中的安慰。从理论上看，只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人民就能获得幸福，但如果没有办法落实“权为民所赋”，那么权何以能为民所用？公权力私用、滥用何以避免？靠道德说教是根本不行的，只能靠宪政体制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总之一句话，要靠宪政民主。但是，“幸福中国”新理念的提出与新改革实践的推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幸福中国”提出以来，特别注重在地方治理中发挥实际作用。我一直很关注“幸福汕头”“幸福广东”“幸福温州“等一系列有关“地方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我对这种探索是完全支持的。
那么，我们都讲“幸福”，幸福究竟是什么？徐院长在演讲中认为“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这就让我想到了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同样，幸福也是有层次的，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概念，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具体到不同的每个人，他的需求层次不同，幸福感表现出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可见，实际上“幸福”是很笼统的概念，幸福感总是相对的，而幸福目标则是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永恒的追求。徐景安院长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向地方领导人推广“幸福指数”等一系列可操作、可衡量、可普及的新改革方案。“幸福指数”使幸福感量化了，变成了一个可测量的指标，对于推进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新改革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我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思路，“幸福指数”不仅替代了ＧＤＰ，而且从提升市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出发，着眼于从民生导向切入，然后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再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市民要幸福，就必须保障私权，护民富民，规制公权，落实法治，让市民当家作主。但是归根到底，实现和保障幸福靠什么？还是要靠宪政改革，这是绕不过去的。也就是说，当下中国人的重要需求或者核心需求是什么？人民的新期待、新要求是什么？我认为是公平正义导向的新改革，是宪政社会主义改革。
所谓宪政，就是以法治为基石，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保障人权，规制公权力，实现人民主权。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主张社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即代议制度控制国家，使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成为一个自由普选的“社会共和国”，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和社会所有制，在这个“社会共和国”里是社会决定和控制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和控制社会，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作为暴力专政机器的国家，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全球公民社会，实现普遍自由、普遍自治、普遍自觉、普遍公正、普遍尊严和普遍富裕。
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容易权力集中，所以尤其要给它戴上“宪政”这个紧箍咒，使这个具有高效能的“社会主义体制”只能做好事、难以做坏事。宪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公意代议机构也即现人大常委会，主要行使立法权；设立众意代议机构也即现政协，主要行使审议权；设国务院，行使行政权；设司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这种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度是一种“复合一院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西方有些国家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此外修订宪法和重要法律也要经过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而在其下设立的公意代议机构和众意代议机构一个着重表达公意也即公共利益，一个着重表达众意也即特殊利益，而卢梭说——众意之和接近于公意，实际上，这就是促成公意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公意代议机构从公意出发提出立法草案，要经过众意代议机构从其代议员各自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出发进行民主审议和政治协商，过半数通过后再提交公意代议机构再次修改完善，而在这一轮修改中公意代议机构也将充分考虑到众意代议机构对于此法案的少数反对意见，尽最大努力促成最大立法共识，并最终通过立法法案。如果公意代议机构的立法法案被众意代议机构否决，则该法案不得进入最后的复决程序。这就是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基于公意与众意的多元共治”。而复合一院制正好体现了复合民主制“基于公意表决票和众意表决票之两票制”的第一宪政民主投票原则。
复合民主制是实现人民民主宪政的实践形态，其第二宪政民主投票原则是“基于党内提名票和人大选举票之两票制”原则。执政党作为社会力量控制国家的一种公意组织工具，也必须戴上“宪政”这个紧箍咒，要制定《政党法》《结社自由保障法》《新闻自由保障法》等宪法性法律，使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严格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成为具有公意追求也即具有先进性的政治人组成的先进的公意组织，成为把合法性和基本功能建立在维护宪政、监督和促进宪法实施的宪政实践基础之上的宪政党。在新的宪政体制下，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促进公意和共识、培养先进的公意志愿者、提出立法建议、拥有政府领导人的提名权，并坚决实行党政分开，也即当党内提名的人选当选为政府总理之后，不允许以党代政，使政府总理独立施政对选民负责，不受党权的支配，从而变“以党代政”为宪政民主时期的“以党辅政”，党组织主要起辅助、监督和保障作用。
总之，我认为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把宪政体制“保障私权、规限公权”的优点和社会主义体制“促进最大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我谈谈幸福中国和宪政中国的关系。有人认为，幸福中国可以作为中国新改革的切入点，但我认为，中国新改革的目标可以设定为幸福中国，也可以从围绕“幸福中国”的改革要求出发去倒逼改革不断深化，但新改革的真正着眼点和着力点还是在于宪政改革。在我看来，中国新改革的切入点应当是党内民主改革，首先使执政党实现现代化转型，转型为一个真正以“三个代表”立党的公意党，同时转型为一个以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为主要功能并能始终与宪政共命运的宪政党。“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维宪护宪是力量之源，多元共治是执政之基。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层次变革，执政党不仅是社会平稳转型的战略稳定力量，而且也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共识的需要，是维宪护宪、落实宪政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共治、和谐发展的需要。同期，可以建立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或特区，鼓励先行先试，注重从基层改革试点中积累和总结经验。第二步，在党内民主改革的同时，必须优先推进司法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保障下的司法独立。第三步，推进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改革，确立复合一院制，实行“基于公意表决票和众意表决票之两票制”。同时，修订《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等旧法，制订《结社自由保障法》《新闻自由保障法》和《政党法》等重要的宪法性法律，第四步，推进所有制改革，实行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使国资委从政府分离出来，列入人大公意代议机构之中，实现国有产权与公共行政权的分离。第五步，确立竞选组阁制，实行“基于党内提名票和人大选举票之两票制”，使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得以对接，党性与人民性得以有机结合。第六步，推进基层公民社区自治和县政改革及其直选，此后不断积累条件，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直到2032年之前实现国家领导人和议会议员普遍公开的直选。总之，没有宪政改革的推进，没有宪政改革的制度保障，“幸福中国”目标就难以实现。
理想总是透明而闪亮的，现实却是一个黑箱。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宪政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只是给我们的新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选项，其历史中的价值要靠实践来回答，要看未来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目前，新改革遇到一个很大问题是，既得利益格局在限制着、阻挠着我们新改革的推进，那么破除这些阻力要靠什么？还是要靠启动宪政改革，关键一步还是在党内民主改革。徐院长在《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很难想象，共产党的改革派会以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为旗，更不可能提回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孔夫子的口号。”我注意到，徐院长并没有否定“宪政社会主义”。他还紧接着引用了江平教授的一段话：“‘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实宪政，而在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很多矛盾也都根源于此。”那么这句话出自哪里呢？出自江平先生为我的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写的书评，题目是《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发表在2010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上。宪政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新学派、新思潮，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是北欧模式，他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改良，取得了成功，而我们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深厚的封建专制遗留，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样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面临的困难、阻力和挑战会更大。民主社会主义是发达国家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中国和幸福中国是相通的，也是兼容的，宪政中国是必由之路，幸福中国是目标。
讲到这儿，可能有些人觉得“宪政”是很敏感的词，你提幸福中国不敏感，大家都能接受，地方官员也能接受，一提“宪政”太敏感了，他们接受不了。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不能因为这个词敏感了我们就不去说，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表达，为什么目的而表达。不要把“宪政”等同于“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把“宪政”和共产党执政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实际上，不实行宪政，必然亡党亡政，也不排除亡国也即国家分裂的危险。抓紧有利契机，稳健推进宪政建设，则可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平稳转型和长治久安。刚开始，一些人不了解什么是宪政、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但我们说得多了、说得越来越有说服力了，接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正在研究和关注浙江的复合民主探索，广东的多元共治探索，重庆的共同富裕探索，我认为，从中国未来改革可资借鉴的地方治理经验来看，民主政治建设看浙江，公民社会建设看广东，民生建设看重庆。地方治理经验是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实践基础。我感觉，理解和支持宪政社会主义的学者和官员正在越来越多。经过我们的努力，“宪政”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宪政不姓资不姓社，宪政是一种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精密高端技术，马克思主张限制国家的自由以扩大人民的自由的思想就是宪政价值的体现，社会主义运动要实现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目标，要由社会收回国家权力，由社会控制国家机器，开创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必须实行宪政。
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和呼吁使“宪政”脱敏，形成宪政改革共识。不要对落后的思想绥靖和妥协。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宪政社会主义研究，宪政社会主义是通往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谢谢大家。
王国乡：
首先我支持徐先生提出的“幸福中国”这个口号。所谓幸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充分满足每个人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把幸福或满足个人需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具有通俗易懂、寓意广泛的特点，容易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级党政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在追求个人幸福这一大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讨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个人自主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等问题，而不会引起政治上的敏感或异议。
徐先生在“幸福中国”这个口号里面，同时强调一个道德原则，那就是“爱”。他主张“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那么“爱”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在中国伦理学界、乃至世界伦理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每个人都在讲道德，讲爱，但是，每个人所说的道德或爱却完全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怎样看待雷锋精神问题。雷锋精神是不是爱呢？我想是爱、是道德。撇开雷锋事迹的政治背景和虚假成分不说，单就雷锋帮助老弱病残、捐款捐物的行为本身来说，当然是一种爱人的道德精神。但是在宣传部门提出学雷锋之后，网上一片哗然，这边要树雷锋，那边却有很多人要“倒”雷锋。既然雷锋精神的实质是爱，是道德，那么，为什么却有很多人反对学雷锋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道德困惑问题。
去年2月，我出版了一本书《自主权力的道德界限》。这本书的中心内容是讨论“什么是市场经济道德”问题。其中的一些论点可以解释上述因学习雷锋而引起的道德困惑问题。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我把市场经济道德定义为经济人为了过美好生活而自觉选择的与他人和睦相处的生活方式。其中所谓“美好生活”就是指“幸福”生活而言。所谓“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是“爱人”的意思。个人追求幸福是为自己的，这就是“爱自己”。由于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而必须参与社会分工生产，进行互利交换，所以就要与他人和睦相处，这就要“爱他人”、“爱大家”。总之，我认为，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道德生活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即为己修德。据此可以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学雷锋的无私利人、无私奉献精神，而掩盖雷锋作好人好事对雷锋本人提高社会荣誉和地位的“好处”，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也是与市场经济道德的“为己性”相矛盾的。这是很多人对“学雷锋”表示不赞成，甚至反感或嘲讽的原因之一。
其二，市场经济道德的本质是“自利不损人”，而不是无私利人。
无私利人是计划经济的道德原则。在计划经济中，国家为了消灭市场经济制度，把个人的财产和个人的劳动力全部收归国家所有，剥夺个人对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利，所以才提倡“无私利人”的道德原则。这就是说“无私利人”的道德是与公有制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伦理原则。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家通过扩大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过幸福生活而自主选择的权利。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主权利”，所以个人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就是不能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这就是我在《界限》一书中阐明的“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原则的基本含义。
据此可以指出，当代中国人抵制“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家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自利不损人”的道德意识。每个人都认识到，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或最大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因而是道德的。而提倡雷锋精神的实质，却是在宣扬计划经济的无私利人道德观，因而是同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根本对立的。
其三，鉴于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混淆了“爱人”与“利人”的道德界限，我在《界限》一书中将市场经济道德区分为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
人格道德是人们在非经济关系中履行的“为己爱人”道德，表现为个人修养的人格美德（如仁义礼智信等），其本质就是爱人。爱人不是“利人”，而是尊重人或不损人，或在别人处于艰难困苦中时给予救助。这种人格道德是个人取得做人资格的道德。个人修养美德的动机是为了受到他人的尊重或接纳，以达到融入社会、分享社会利益（过幸福生活）的目的。所以人格道德的本质是“为己爱人”的道德。
经济道德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交易中履行的“为己互利”道德，它是人格道德在经济交易中的实现方式。在市场上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过讨价还价或协商谈判形成市场价格，并按双方同意的价格达成交易。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一个人不是通过抢掠或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去占有他人的财物，而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互利交换，就是在履行市场经济道德。
据此可以指出，徐先生所说的“爱他人，爱大家”的道德，是指人格道德而言。由于幸福的含义是满足自己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因此追求幸福是“爱自己”的同义语。这就是说，“爱自己”是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的共同目的，“爱他人”与“爱大家”则是实现人格道德的手段，而不是实现经济道德的手段。如果把“爱他人”理解为“利人”，那就意味着个人的道德目的是满足自己需要，而道德手段是满足他人需要，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经济道德的手段是互利，而不是单纯的利人。单纯的“利人”只有在助残、救灾的情况下，才有道德意义。在平等人之间提倡“利人”的道德（不是互利），既违背个人幸福的目的，又会导致他人的损人利己，所以是不道德的。
如果大家同意我的上述分析，那么，就可以说明，人们在学雷锋的宣传中，之所以持反感态度，是因为混淆了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的界限，误以为雷锋精神就是“损己利人”，这是与大家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自利不损人”的道德意识相冲突的。如果我们把雷锋精神只理解为人格道德，理解为“为己爱人”的道德，那么，雷锋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荣誉或地位而坚持作好人好事、坚持“为己爱人”的道德，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大家应当学习的榜样。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徐先生提倡的“幸福中国”伦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价值。谢谢大家。
王占阳：
我对王教授刚才的发言回应一点。
美国人对工作选择有较大的自由度，因为年薪十万跟年薪二十万没有什么差别，对于生活实际质量没有明显影响，所以有人年薪二十万的工作他不要，他要年薪十万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比较合他的心意、爱好和兴趣。
我想以此说明，人的最高利益实际不是物质利益，不是政治利益，也不是文化利益，而是“幸福利益”。人的最高利益客观上是“幸福利益”，所以主观上也应是“幸福利益至上”，而不是其他利益至上。其他利益至上是异化，幸福利益至上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正常选择。
“幸福利益”是我发明的一个新词，过去已经讲到过。人的最高、最终追求实际是幸福，而个人幸福又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实现它的最大化。所以“经济人”的假设有问题，它把人的最高利益误解为了物质利益。刚才我讲这个例子就说明它是错误的。人的物质需要是有天然限制的，到一定时候更多的财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经济人”的假设是西方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提出的，现在还讲这个假设，这就有点儿保守了。
我有一个学员问我：我吃穿住用行都不缺了，那我还到哪儿去追求幸福呢？我说，有两个地方是无限的幸福源泉。一个是精神幸福，追求精神幸福，那是无限的，够你一辈子享用了。二是利他，这也是一个无限的幸福来源，你看比尔-盖茨，现在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利他了。其实市场经济也首先是利他的：你必须首先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然后才能卖出去，才能得到你的收入。这就是通过利他而利已。
物质财富对人的幸福效用很有限，那你还要它最大化干什么呢？所以贪婪不是人性，而是愚昧。
李德顺：
我三年前在清华开会就听你说过普遍幸福论，我今天再给你们泼点冷水。普遍幸福，你说美国人说你像宗教，你觉得是光荣，其实他说你是不科学。你讲幸福论的时候，最终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类似于宗教那种说教，你满足于对它规范式的具体指标和具体内容的充实，对它的前提和根据缺少批判性的交代和反思。
我顺便也说一下黎鸣教授那么欣赏老子，我很赞成，但是说老子是唯一的和第一个，这个不准。因为在周易那里，就已经奠定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周易是讲什么？讲天人相关，然后从天出发，讲人事间的吉凶祸福，找到这个诀窍，告诉人们什么是吉，什么是凶，什么是福，老子和孔子都没有超出周易的水平，因为他们都在具体规范层面里，没有从原理层面进行批判，只是把周易更合理化，更完备化了。
我听了半天，你们主要就是讲人不能光讲物质幸福，还要讲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是什么呢？哪里来呢？到这儿了，就像是宗教了。，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力和责任，幸福不幸福，什么样的就幸福？前提是你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责任，当这一点达到统一的话，他在各种情况下，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一点不能满足的时候，谁都不会幸福的。你的幸福理论里面你怎么讲到这个地步？
中国社会必须改革，改革不光是经济改革，政治要改革，要把目标集中到保障每个人的权力公平，权力和责任能够公平的实现，这就是我说的民主和法制。说追求幸福，这没有问题，没有人说我不愿意幸福，但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咱们两个球队比赛，我非得踢到你的门里面去，我踢进去，我幸福了，你就不幸福，市场交易总是有赢有亏，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是幸福？就像观点，你说一个观点，我不赞成。真正普遍的幸福不是给一套指标，然后对着指标去实现，而是从根上开始，让每个人自己去承担自己幸福的权力和责任。我们现在缺的是这套体制，做好事搞民生，这是政府现在很愿意干的，也很认真干的，但是他在干这个的时候，他有一个底线，这个权力不能放，我替你做，我为你做。
这个概念你要去跟官方讲，让他接受你的幸福观，老看我这个提法上面能不能采用，以什么方式采用，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去赢得这一点进步，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让所有人都明白，我们必须改革，实现民主和法制，让真正好的、合理的东西，以合理的方式产生，而不是为哪个领导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善心发现，靠这个来解决，那样的话，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原来的路子。
王占阳：我说一句，李老师您没有浇着我，因为我这些年做的工作就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普遍幸福主义它不是普遍幸福，为什么加“主义”两个字，需要社会系统、政府系统来支撑，不是仅仅讲一个幸福论本身的问题。
黎鸣：
我为什么说老子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周易有没有说到中国人的幸福观、价值观？我认为没有。对于周易，我的评价是一部坏书，但是我又有一点对它的正面肯定，即它保留了伏羲的符号，这是非常伟大的符号，8卦，64卦，它是符号语言，它不是用文字去说，是用数学的符号语言去解说伟大的逻辑，而《道德经》恰恰就是为了解释这个8卦符号，64卦符号。《道德经》把伏羲的符号做出了全新的全息逻辑的解释。什么是逻辑？逻辑从根上说就是真理，就是规律，就是做所有一切事情的总根，就是道生万物。什么是全息逻辑，全息逻辑就是最全面的逻辑。老子伟大，即伟大在他继承了伏羲的符号，并且用自己的一套语言，用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去解说8卦、64卦，而周易没有。周易是占卜，是算命，它用占卜算命的系统去解说人的需求，这是把人类引向歪路，什么东西占卜一下，这是天命给的，这样的吉凶祸福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天给我幸福，我就幸福，天给我不幸福，我就不幸福。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周易和易传所蒙蔽，这是我要补充的。
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没有必要辩论。这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道德经》里头既给出了价值观，又给出了世界观，又给出了方法论。
甘泉：
刚才黎鸣说《周易》是卜卦的。其实，易包括“易理”和“易术”。他说的卜卦，那是易术，而易理纯属哲学范畴。
刚才我说了，要把“社会幸福度”和“个人幸福感”分开。能不能分开呢？能够分开。以我自己为例。我蹲大狱22年，逃亡流浪23年，现在已经72岁了，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房子什么都没有。照理说，应该是非常不幸福的。可是我却感到非常幸福。有位法师说得精辟，我是“除了健康与快乐，一无所有”。我送给大家的《甘泉养生》小册子，就是我的幸福论。其中的核心，就是文末那四句话：“冷眼观红尘，热肠待众生。安祥盈胸臆，烦恼了无痕。”
总之，国家应当通过行政措施不断提高“社会幸福度”，公民则需要通过教化努力增进“个人幸福感”。谢谢大家！
徐景安：
我回应一下李德顺教授。
关于迎上与媚上。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文人是媚上，为的是讨口饭吃或捧个官做，既没有批判精神，也没有创新追求。现在又有些人倒向另一个极端，以无上为清高，不知道改革为何物？改革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由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发动的改良，固然不是“领导人的灵机一动或者善心发现”，但一定是领导人迎势而为的决策与发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蒋经国，就没有国民党的民主政治。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有三个前提，一是先知先觉者提出，二是当政者推行，三是为民众所接受。今天中国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观，并成为主流文化，不要轻飘飘的说迎合上面，对，一定要迎合上面，因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你提的所有口号不过是俱乐部的宗旨，是茶余饭后的聊天。李教授主张的民主与法制，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你能推行吗？
关于口号与理念。李教授说，现在好口号太多，再提一个“幸福中国”没有什么用。这没有理解口号和理念的区别，口号是不能治国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没有引申必要的措施、制度，所以只是口号。当今中国只有一个口号变成了理念，就是发展第一。提“幸福中国”，就是以幸福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代替财富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从而带动中国的新改革。如果提“幸福中国”而不采取实际的措施，当然无用。今天中国不缺口号，但缺理念。
关于幸福与制度。李教授把民众的幸福归结为权力与责任、民主与法制，这是制度学派的观点，他们对价值取向、道德文化不感兴趣，把中国的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没有分歧。提出“幸福中国”，就是为了推进制度改革，当然包括了民主与法制。没有制度保障，“幸福中国”就是一句空话。“幸福中国”需要民主与法制，而民主与法制不等于“幸福中国”。宪政、民主、法制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制度派心目中的目标，在美国统统实现了，但美国并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是高消费、高负债、高浪费。崇尚个人与物质的价值观是对人性的片面追求，最终带来人的不幸福。当然，美国人的幸福指数高于中国人，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但美国不是中国的目标与榜样，更不是世界的目标与榜样，一个远比制度严峻的问题就是地球不允许。“幸福中国”的实质是“社会系统再造、意识形态重建”，不仅解决治国，还要解决修身，不仅融入现代文明，还要创建人类新文明，最终解决人为什么而活的元问题。
关于信仰与目标。李教授说：“幸福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取决于它追求什么样的信仰”，“信仰是你确信它能指引你、保证你获得幸福的那个根据和力量。”按照这个信仰定义，我确信金钱是获得幸福的根据和力量，所以金钱也可成为信仰。信仰是人的终极追求，权力、金钱、名誉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但不人的终极追求。信仰还是心灵的敬畏，宗教信仰敬畏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官员、商人、名家也往往拜倒在神的脚下，企求保佑。追求信仰的终极目的是幸福，区别在于宗教信仰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今生赎罪与求善，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世俗信仰的儒学所追求的光宗耀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把幸福寄托于现世。而我提出的幸福信仰，是取消了幸福追求的中介与神秘，为不信上帝、来世、祖宗的大多数人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宗教改革是不经过教会，人可以直接信上帝。幸福信仰是可以不经过上帝（不反对经过上帝）追求幸福，心灵的敬畏是人的生命。为了你的生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幸福与快乐，而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的终极目标，自由、正义、平等都是了实现人的幸福。所以幸福不是李教授讲的“工作、生活中追求的一个东西”，而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
杜兆勇：
我非常钦佩徐老师，作为一个改革的先驱，近几年一直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现在又提出幸福中国，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非常赞成徐老师把幸福的追求提升为主流价值观所作的努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主流文化、主流价值。当然治国的学问，绝对不能是空的，而要有强烈的现实性。
刚才几位学者谈到中国的诸子百家，没有一个不愿意推销自己学说的，但是大多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君王的需要。儒家要推行仁政，政府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啊？多少年才能完成？当时只有法家才能使君主在有限人生之年就能实现王霸之志，所以法家成为了秦国的显学。但是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法家学说暴露出它的缺陷了，所以就用儒家的学说来治理。
我非常赞同徐景安教授的追求，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经济学说的变迁也是这样，在大萧条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学说，在自由竞争的时候又用什么样的学说，国家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需要的。有作为的学者追求把自己的学说成为国家学说，值得肯定。
徐灿：
我认为大家都不否认徐老师提出的幸福观具有终极目标价值，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没有看到徐老师的幸福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我认为徐先生提出的幸福论还是一种博弈的策略，民间社会如何影响上层？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中国的现实困境，幸福论对此是具有很高工具价值的策略，首先让民间关于创建幸福中国的声音变成民间的一种主流声音，然后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个幸福论作为最高执政价值观让上面没法拒绝，如果你拒绝，那就是对人民幸福的拒绝、勿视、漠视！李德顺教授提到中国现在不乏美好的名词和概念，之前包括为人民服务，此后包括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但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幸福论作为老百姓的诉求从民间提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
当然我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幸福观如果能够从民间的主流价值观被官方接受了以后，也会产生偷梁换柱。比如很长时间中国不能提人权，后来西方攻击我们，我们就开始讲人权了，但是又强调吃饭是基本人权，老百姓能够吃上饭、不饿肚子了，那就有人权了，以还有贫困人口为借口，否认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基本人权的要求。那么幸福也可能被这样解释，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他们能吃上饭就幸福了，刚才华炳啸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人家就会说你的这些对民主、宪政的价值追求或言论自由等幸福要求是高层次的幸福，现在我们只解决老百姓的有饭吃的幸福，你先靠边站！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顶层设计，即什么是最具幸福价值的东西，当然应该是新闻出版自由、言论结社自由这些东西，因为有了这些高层次的幸福，我们自然就会有吃饭的幸福，而反之则不一定！
李延明：
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和谐社会”，现在徐景安先生又提出一个“幸福中国”。我认为，“和谐社会”与“幸福中国”是相通、相容的，是过去所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替代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说的，而“和谐”和“幸福”是从价值目标的角度说的。
“和谐”的着眼点是社会，“幸福”的着眼点是个人。幸福是个人的一种感受，当它扩展到群体时，表示幸福的普遍程度。
幸福的实现需要各种条件，不但需要民主和法制，而且需要物质条件。民主和法制主要是解决人和人的相互关系问题，它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大于对幸福的意义。幸福既然是一种感受，那么除了这些外在条件以外，养心非常重要，就是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有一个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人类历史上，不论哪种生产力水平，幸福从来就有，不幸福也普遍存在。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条件下，不同阶级的个人享有幸福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幸福并不由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中的人专享，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中的人也存在幸福，只不过往往比较少，幸福的局限性比较大而已。
有人说幸福口号没有用，但我认为也没有害。我对“幸福中国”论不持异议，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有积极意义。有人说它具有策略意义，策略意义也是很好的。
汤学智：
对徐景安先生，我参加的讨论不少次了，在我的心里把他的定位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学者。他对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了解是很清晰的，在各种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他提出幸福理念，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我支持他提出这个理念，并且在局部地方进行了实践。我们推进改革也是多元的，我认为这是一条很不好走的路，但是他坚持走了，我坚决支持他。
我刚才问了会议的资助者，他们正在把他的理念在一些区域进行试验，而且在逐步扩大，我希望这个试验能够继续推进下去，需要我们理论界、知识界做一些支持。
胡星斗：
我赞成幸福中国这样一个提法，同时我认为幸福中国，首先必须是宪政中国，幸福中国的核心就是宪政中国，幸福中国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宪政经济。刚才有人说宪政与人们的幸福感相差比较远，幸福感是更加世俗化的，我不这么认为。宪政关系到人们最基本的幸福，如果不能够有效的保护人权、产权，保护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那不可能建立一个幸福中国。
首先我们要有一套稳定的宪法和规则，来保障产权，保障人权，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人们的金融权利，就像吴英案所显示的那样，民众的金融权利还很缺乏。还有，怎么保障土地的权利，现在征地、拆迁，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非常多。还要保障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自由迁徙同时要与国民福利挂钩。
大家知道，宪政就是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权利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社会效率。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某些情况，比如行政成本高昂，三公消费太多，维稳经费太多，就是因为缺少宪政，交易费用或者说制度成本太高，这样就导致民生投入太少。民生困难归根到底是由于公民权利的匮乏所导致的。由于民生投入太少，比如说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20%不到，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这当然就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幸福感。
所以我说必须要有一套公共的程序来制定宪法，要有制宪的过程，然后行宪，最后是督宪，监督宪法的落实。只有建立起一套宪法规则，同时落实这样一套宪法规则，经济持续增长也才会有保障。宪法制度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同时只有权力分立，防范政府的违法，才能保障人民的幸福。大家知道权力分立是一切先进文明的核心，如果没有权力的分立，比如说监督不独立，反贪部门不独立，监察部门不独立，司法部门不独立，那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那谈何幸福？
一方面要制定一个好的宪法，另一方面要落实宪法，实行宪政，当然这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也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焦点就是税制。如果财政不能够有效地改革，纳税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不能建立阳光财政，财政不能统一，大量收取税又大量收取费，老百姓谈何幸福？中国的财政分散到各个部门，因此才有“跑部钱进”等等，如果财政不能统一，不是一本帐，每个单位、每个政府不是一本帐，不严格预算，征税权不在国会，不在人大，而是国务院或者一些政府部门都可以拥有征税的权力甚至是各种收费权力，乱收费，那老百姓怎么幸福？在宪政国家，只允许交税而不允许缴费，但是在中国每年有好几万亿的收费，这都是一种非宪政国家的表现。
我的观点是幸福中国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宪政的经济。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我们提倡保障国家的利益，就像大家所谈到的学雷锋，现在应当转变为保护社会的利益，这或许就叫社会主义。如果不保障社会的普遍的公民的利益，那怎么叫做社会主义呢？我们应当从保护强者转变为保护弱者，特别是经济上的弱者，这样才能够凸显社会公正的原则。因此我们应当实行所有权的社会化，所谓所有权的社会化指的是要限制国家的所有权，限制目前中国的国家所有。只有限制国家的权利，限制国家的所有权，才有人民的幸福。中国的问题是国家所有权太大，国家占有70%-80%的财富。
另外所谓的宪政经济我简单概括一下大致有四个特点：
1、经济权利要均衡，公权力与私权力两者要均衡。
2、不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应当以市场交易方式、协商方式、双赢方式、谈判博弈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3、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特别是要更多地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税收、金融体制的改善，通过人民更多地拥有所有权等等来实现均衡的分配。
4、通过宪政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两者的提高。因为只有宪政才能够保障公平，如果没有宪政，采取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无法无天、打土豪分田地来保障公平，就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张森根：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我研究的领域很窄小，参加这个会主要是来学习的。我跟徐景安同志不认识，在网上看他批了陈奎元的三篇文章以后，就来向他讨教。
徐景安同志在我心目当中形象很高大，什么道理呢？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当过官，办过企业，现在又来做学问，关心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在许多知识分子无力、无奈、无言的情况下，他大胆探索、孜孜不倦、奋发有为，我自愧不如，因此从内心佩服他、景仰他。
我要跟老徐说，把你的幸福主义和幸福学研究进行到底，什么道理呢？刚才会上有的同志说，你这个口号挺好，但是不解决问题，那么我说，现在中国的口号，有哪几句口号能解决问题？连马克思都解决不了问题，“三个代表”能解决问题吗？髙扬了科学发展观就能解决问题吗？眼下，没有哪个口号就能立马解决问题！所以对徐景安同志提出的“幸福中国”与王占阳教授的“普遍幸福主义”，我认为要有耐心，要有等待，不必匆忙下断语，让历史和时间来下判断。我认为他们两位是很有智慧、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10年6月召开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我說过，如果高扬了普遍幸福主义，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难了。这四大理念，可以说，是四位一体的，它们之间是个一了百了的问题。有其一，必有其三。症结在于这四大理念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向何处变、新的转折如何坐实的问题。
老徐老早就提出要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认为你提到点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答案。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又十分敏感，老徐用“幸福中国”这一理念作为突破口来接招、来化解当前的难题，说明他在当前舆情、言论受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很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是拥护共产党领导，另一个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有了这两条，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拿他没有办法，“四根钢靴”打不了他。
我希望老徐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进行到底，不仅要关心伦理上的意识形态，而且要深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去，一步一步地去化解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难题。政治意识形态是很难碰的，你讲民主，他马上说你西化、美国化；你讲自由，他马上说你迷信欧美，崇拜西方文明；你说深化市场改革，他說你搞新自由主义；你反对“国进民退”，他說你搞私有化； 你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说你反共、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对近现代历史上一些现有的陈旧结论提出质疑，他說你是历史虚无主义；你讲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他說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诉求”，把各种脏水泼在你头上。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四根钢鞭或四宗罪名，时时处处事事都可能加在你身上。在一些头面人物看来，似乎无时无处无事都有一个姓资姓社、东西划界的戒律。其实，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选举也好，正义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說到底只有真假之分，多少之分，髙下之分，并没有什么东西之分，主义之分。一些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名的头面人物，大有一派垄断真理的架势。最令人可恼的是，他们分不清、也不打祘分清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其实社会科学本身是科学，要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权力再大也当不了裁判员。意识形态是信仰问题，你要么遵奉要么放弃，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也谈不上追求不追求真理。但社会科学可以被怀疑、诘难、批判甚至被否定，它们最终仍然是真理。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来說，现在很难写文章，也很难说话，弄得不好，会卷进一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争执中去，你要讲科学，追求真理，他要讲意识形态，乞灵于信仰的法宝，最后白费了许多精力与时间。。
我很支持老徐的理念，希望从“幸福汕头”到“幸福广东”，慢慢地扩大，久而久之，深入人心，从伦理上的意识形态慢慢渗透到、内化到政治理论上的意识形态，渐渐地化解它，融合它。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长久的事情，所以大家急也急不来。意识形态也要走渐进的变革之路。
老徐提到要放弃发展主义，这是十分对的。我是搞拉丁美洲研究的，这里不妨多说几句。拉美从1950年代就开始大搞发展主义，对发展的成果，当时也人有主张用“滴漏效应”、先把“蛋糕做大”等理念来应对，但实际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发展主义干了整整30年之后发觉两极分化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出现了1980年代“失去的10年”。它们从1990年代起彻底摆脱了发展主义，摸索新的发展模式，增长与分配的关系才有所调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代的0.53降至1990年代的0.49;2002年以来，拉美18国中有14个国家收入差距缩小，巴西是全球基尼系数最髙的少数国家之一，也从1990年代的0.627下降至2008/2009年的0.53。而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据说巳达到0.5上下，从过去的0.4以下，一路攀升，走上了拉美的老路，形势相当严峻。拉美国家正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怎么能这样说？你可以说“转型陷阱”，“制度陷阱”，但怎么能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呢！中国当下也屬于此类情况。邓小平生前说过，要用真功夫来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但10多年来，实际结果是相反。2010年6月的会议上，我结合拉美的经验教训，曾提到过“四轮驱动”的现代化问题，现在看仍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学界公认，拉丁美洲国家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实验室”，我希望我国认真从它们身上汲取经验教训
最后，我还认为当前要提倡思想解放的新风气。这些年来虽然累积了一大堆难题，然而可喜的是，在精神/思想领域或论坛里正在和已经出现了一股新鲜的启蒙思潮。许多老干部和老年知识分以及许多中青年才俊，再次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奋力冲决迷信、盲从、图腾的牢笼，决心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改革、调整和重塑。老徐以及今天到会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探索者。教条的束缚，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违背常识、常情、常理的事，决不能再干下去了！中国百姓心灵上的起飞要跟得上时代的脈络。若不如此，再完美的改革理念也难以落实，不仅“四轮驱动”的现代化将付之流水，社会危机丛生，而且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李曰仁：
我对幸福中国这一提法是支持的，并积极参与与推广。徐景安教授在深圳做情感护理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去年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很勤恳，我很感动。
幸福一词是个大概念，人的出发点不同，价值观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对幸福的理解就不同。我认为幸福是“人心的感受”，是追求目标的过程体会和成功的乐趣。刚才有专家说幸福最大化取决于财富最大化。我不敢苟同，也不赞赏。有的人官做的很高，财富拥有上千万，甚至几个亿，但幸福吗？非也。很多人当官做大时耳不聪，眼不亮，应该听的话听不到，应该去的地方不能去，应该做的事不能做，处处谨慎小心，整天处于阿谀奉承的氛围。表面看上去前呼后拥，实际与世隔绝，根本听不到真心话。有的人突然暴富发财，到处挥霍，财大气粗，引起很多人反感，对其敬而远之，也并不幸福。那么怎样才算真正的幸福呢？我今天不从宏观上阐述，只从微观上提出。幸福来源于追求，来源于奋斗，来源于努力，来源于持之以恒的攀登。
周孝正：
对徐景安院长，我非常敬佩。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成了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现在提幸福中国，比发展又往前走了一步，我觉得特别好。很快产生新的领导人了，他需要一个口号，说什么呢？幸福中国，这还真有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幸福，城市里面月薪四千块钱无权谈恋爱，月薪一万没有资格结婚，裸官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就幸福了？首先是两地分居，再说你那点钱在发达国家很快就会用完。所以，讲幸福，大家都能接受。
何超：
徐教授提出幸福中国这个理念，不光是从呼吁和倡导角度来讲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徐教授在践行方面做得更到位。我们正在与徐教授合作，也希望与在座的各位专家合作。有三个板块，一是企业板块，二是城市板块，三是家庭板块，都存在幸福理念与幸福管理问题。为了推广幸福管理这个主题，我们将与人民日报合作搞民生周刊，并选择一些城市举行幸福管理论坛，评选2012幸福理念创新和实践引领者奖。希望大家填一下我们的调研表，有助于我们的联系、沟通、交往，共同推动幸福中国。
徐景安：
我最后说几句。对“幸福中国”作为新改革的目标，今天与会的发言者大都表示赞同。我要补充与强调的是“幸福中国”在启动、推进改革上还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等等，不少人说，这个、哪个问题不解决，谈何幸福？这样提出问题可以成百上千，确实影响中国人的幸福感的问题很多，关键是怎么一个个解决呢？以“幸福中国”为目标，就可以围绕老百姓的幸福，分轻重缓急一个个来探讨解决，从老百姓最不满的改起、从最容易改的改起、从形成基本共识的改起。按照这三个原则，就从改善民生入手，这就涉及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中心是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建立透明、监督的机制，控制行政开支、向民生倾钭。深入下去，保障民生问题的根本是畅通民意、维护权益、政治民主。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贵族与皇室围绕征税问题逐步建立起来的，议会大部分时间是讨论财政预算。这就为我国的政治改革提供路线图，应该围绕财政分配制度的改革展开。再深入下去，涉及农民的土地、工人的权益、政府的职能、人大的地位、司法的独立、媒体的监督，最后是党的执政方式，实行宪政民主。提高民众幸福感，最终还取决于道德文明的建设。所以，我说，“幸福中国”是思想的一面旗，实践的一个纲，方法的一个扣。
附：会议名单
徐景安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周志兴共识网总裁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
黎鸣著名学者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李延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森根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
汤学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欣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王国乡中国外经贸大学教授
蔡德贵 山东大学教授
刘宗贤 山东省社科院教授
章立凡历史学者
李胜平胡耀邦史料网
李伯淳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刘军中国低碳城市战略研究院院长
杜兆勇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甘泉独立学者
华炳啸西北大学新闻传播中心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董耀会 中国长城学常务副会长
徐灿北京律协宪法副主任兼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于纯乾北京东城区宗教办副主任
秦德展新乡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云游子爱华人会组委会秘书长
冯宇奇传统文化从教者
唐玲中国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李卉雪人生幸福公益报告团联络部负责人
张继莲崇德基金会秘书长
罗扬和谐世界新文化中心负责人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编
欧阳劲《太平洋》月刊总编辑
李曰仁高级领导信息网决策内参通讯副总编
王科力《共识网》内容总监
天雪《拙经园》网主编
李冰《东方财经》编辑
李晶龙 中国今日焦点网编辑记者
张成东北京三楚堂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泊霖北京达毅信投资公司总经理
侯哲幸福达人秀公司经理
郑小龙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陈沉北京致诚农民工研究与援助中心律师
何超超飞巨英-何特国际会议展览（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姜从滨超飞巨英-何特国际会议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忠超飞巨英-何特国际会议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飞超飞巨英-何特国际会议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石环超飞巨英-合特国际会议展览（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