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寒假前，我由南京大学理科地质系转到中文系，因转系不能中途插班,必须等到明年随新生一起上课就读。于是便休学回家,到临村二郎庙完小做代课教师。

　　半年多的代课生活,使我得以同田浩然、张忠海、李成篪、李宪舆、程运阶等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共事,从他们的言行和教学实践中学到不少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使我又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中来 ,感受到乡情的温暖 ,土地的芳香 ,至今仍留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田浩然老师离家乡较远，特地买了辆自行车，回家时以车代步。这就为我学骑自行车创造了良好机会。平时有空，田老师经常带我到学校北边的广场，教我学骑自行车。我家菜地边上，种了十多棵桃树，长势喜人，三年后开花结果，我们称之为桃园。桃子熟了的时候，我常带田老师来桃园吃桃，边吃边聊，亲如兄弟。

　　57年的暑假结束，我回南大中文系读书，时过不久，田老师也离开了学校，调到县武装部工作。

　　大约在60年前后，也就是在我临大学毕业之前，家庭成分突然发生了严重变更。土改以来，我的家庭成分一直是中农，可就在毕业分配前的关键时刻，却突然被“提升”为富农。理由是土改时的某县委领导思想右倾，民主革命不彻底，致使不少地、富被漏划，我家就被列入“漏划”之列，由中农变成了黑四类。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有些亲戚不敢上门啦，有些熟人见面就躲了。这也难怪，谁愿意同黑四类沾边呀？可就在我们一家心情沉重，感到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身穿黄军装、挎着盒子枪的武装部干部田浩然，却心地坦然，不怕说东道西，从县城特来我家看望我的祖母和父亲，使我们全家人深受感动！我们从中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如同连阴天里见到了一缕阳光。

　　“文革”后期，我家的成分虽然又被改为中农，但田老师仗义看望这件事，我们一直没有忘怀，父亲临终前还对我说：“田老师是好人，不势利眼，能信得过，多交这样的朋友！”

　　1957年上半年在二郎庙完小代课时同田浩然合影，左为田浩然，右为李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