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文化建设资源分配的依据并非农民的满意度，而是基于上级检查和下级“迎检”之间切合的程度。所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其使用则是另一回事。不少村干部认为：“现在的考评体系就是不重效果重过程，重你做了什么，看你有没有创新、有没有特色。所以，现在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要不然就落后了。人家有了，就要立刻跟上。”碰到上级下来检查时，找一些“听话的”村民充数来“表演”，在村干部看来无可厚非：它已成为一套通行的潜规则。XJ镇W村的村主任在带笔者参观完他们的“农家书屋”后，颇有感慨地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去年投了一万多块钱进去，但是，真正能有什么效果，谁知道呢？”换言之，这种文化建设与传播活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的传播与服务，变成了只是村干部和上级政府之间上演的一出“压力—应付”闹剧。

结果，作为农村文化传播重要主体之一的农民，反而无法在其中发出应有的声音和文化表达。农民在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中缺位，与农民在建庙宇中捐资、集资的热情形成了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