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酱缸文化”仍是中国人的国骂

柏杨先生在批判他所谓的中国“酱缸文化”社会时有这样一段不屑一顾的说法：“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柏杨先生在表达其向往西方社会繁荣与西方文化并痛恨中国社会文化阻挠了社会进步时，急于求成地表达出彻底否定中国社会文化存在的因由与合理性。他的这种向往进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否认一个产生和存在了数千年的自有其合理内涵及原由的社会文化无论从历史学还是哲学的角度都只能是粗鲁的莽撞。试问柏杨先生，你既然连酱缸里到底都盛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盛这些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出由古代僰人发明并由西方科学所闸释的化学过程都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那你是怎样寻找到批判它的依据的呢？

其实，柏杨先生尽管放开手脚向往西方社会与文化，作为一个身居海外而享尽西方社会与文化优越性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个严肃的学者还不至于一定要通过贬低非西方文化甚或全盘否定一个非西方社会的存在的合理性来强调自己崇尚西方文化的正当性。

酱缸一词，一言以蔽之，是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因实在太漫长也打算一直就这样漫长下去的看不到尽头的前景失去了耐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这种深沉而缓慢的节奏其实发韧于它艰难困苦的生存态势与多舛的宿命。而这一切既来自于它自身的环境与资源相对于总是人口众多的现实显得十分的匮乏，又来自于它周边的外来敌意的制肘影响。

中国社会及文化所深具的扭曲性恰恰正是它艰难困苦之下不停地出此下策的结果。一幅被没完没了的灾祸频仍所摧残的难民社会景象在历史上曾反复发生，人们除了习惯性地将此归罪于恶人与暴君当道的结果，没有人想去诘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恶人与暴君在历史上的不厌其烦的出现？其实这样的社会要想前进就得去关注它类似于市井生态的演绎逻辑，难道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法子吗？

不能也不愿面对中国社会现实而一味强调抛弃它或侮辱它抑或砸烂它能算是什么态度？难道能算是西方科学的态度吗？中国人在向往幸福生活时的这种急切砸烂祖宗牌坊的恶劣心态其实不是在向往光明，它实际上是在重演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想通过砸烂世界去换取新生的揭杆而起时的妄想心态。可事后人们才会看到恶人与暴君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另一张嘴脸而已，而呈缓慢爬行状的社会文化一切照旧。这就是中国人悲剧性的求变心态之宿命，它与中国社会文化缓慢变化的宿命如出一辙，属同一张嘴脸的不同侧面而已。

尽管孔夫子苦口婆心地絮叨了两千年，其实中国人都仍然怀揣着一颗不忠不孝之心。别看大伙现在过年过节仍冲着家中的老头老太毕恭毕敬，那大都是别有居心与不得已之下为之的无奈。我们都想打翻端坐在高位的祖宗牌位，但一旦我们自己爬上祖宗的高位，又生怕有人照着我们原有的老样，摸到咱们的坟头上来撒尿。中国人生在世上乱骂的其实就是没能得到的妄想。柏杨先生对酱缸撒气的一通比方其实也是在自报自个仍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家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改这种找不到头绪的怨妇情结？医治一下因在穷困生涯里实在憋屈得太久而落下专喜欢冲着自家的祖宗牌位骂骂咧咧的后遗症？

酱缸社会文化确是事实，但并非柏杨先生所蔑视的污泥浊水藏污纳垢之所。其实哪个社会文化不是酱缸？倘若西方社会文化不是酱缸，那么它在开放之下的劫掠惯性不就成了偶尔为之的找乐子了吗？可全世界的所有人看到的景象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及其文化要想历久弥坚地存在下去就得形成自己的酱缸属性，即同化与适宜性挤压生存法则与互动相安并存法则以及相容共生与发酵升华法则。这些法则其实就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要的基本人伦道德与法制的基础。没有这些酱缸里的变异法则莫说西方社会文化，即使是自称圣洁的基督教会也不能延续下去。不然，在内外血腥冲突长期而反复的折腾之下非散了架不可。

中国酱缸里盛情难却的其实全是中国环境条件下的生存之道，历史学的研究也好，未来学的展望也好，除了尊重它并科学而不带偏见地深入研究它之外，难道随便发明个新名词，然后破口大骂一通就会有一口气灌下一大瓶“十全大补丸”之奇效？

由此看来，所谓中国文化酱缸倒成了一个正面题材，它却正是正确诠释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深层的生存之道的形象标志。没有酱缸就不能全方位地展现古代手工业之经典的作坊劳作景象，就不能再现酿造槽房里原生态的赤身裸体壮汉那矫健的身影，也不能深邃地发掘我们聪明的祖先是如何通过豆类黄曲霉的超级发酵效能与酱香与曲香的升腾来为今天大排宴席的中国社会端上一瓶瓶上好的茅台与泸州老窖滴…

老夏

201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