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论是我最先提出的，近年我所指导的部分博士论文也沿袭了这个提法，但答辩中每每有同行质疑，说如此重要的一个命题，何以西方经济学竟然未曾触及？借着新近一本书（《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写了篇自序，其中就这个问题做了简略的回答。恰逢《中国社会科学报》约稿，投给该报，但仅采用了一小部分，这里是该报较为完整的内容。

　　《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效应》一书，汇集了我所提出并主持的一个系列研究之第二阶段工作的部分成果。该系列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早先的研究与感悟形成的文字积累业已汇入一本书中，书名就叫《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书名即可想到，那部书侧重于区域经济开放模式的考察，说得具体点，就是从区域经济层面切入，考察了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大陆主要地区经济的开放进程，以跨时与跨国比较的方式鉴别出了一些基本的路径模式，并提炼了相应的特征，分析了区域经济开放之“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因，并对其下一步发展趋势做了一些前瞻性推断。本书仍以“区域经济开放”为主题，但将考察的重心移往经济开放的效应上。同样由书名即可想到，本书所要聚焦的区域经济开放效应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制度转型，另一个是经济增长。

　　 经济开放、制度转型与增长，乍一看都是经济学界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也是近年围绕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所持续发热的一些“关键词”。经济学圈内外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所代表的经济现象及其彼此联系的考察也不在少数。然而读过笔者前本书以及那之前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我所说的区域经济开放以及对其效应考察的切入点，不同于以往研究和流行的界定。我所说的区域经济开放，并非指一般意义的“开放经济”，而是基于一个新的界定，这便是“二重开放”。所谓“二重开放”，就是区际化与国际化并行的开放。我要考察的开放之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等效应，并非从国民经济层面切入，单纯沿着对外开放深入下去的，而是从区域经济层面切入，以一种“二重开放”的视野展开的。

　　区域经济层面的“二重开放”是个现实存在，但这个现实存在显然给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了。客观地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实体互动方面的理论，要么持一种“有国家无区域”的视点，要么持一种“有区域无国家”的视点。前者是大卫·休谟而李嘉图辟出，直到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宽泛的国际经济学的视点，后者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视点。我以为这种“二分”视点形成的逻辑，多半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以产生的制度环境。西方市场经济体基于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内部区域间的行政区划对于区域间个人与企业的经济交往没有多大影响，区域政府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的权限很小，既无权也无责干预对外贸易以及企业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活动。此类经济活动完全属于企业乃至个人经济行为。企业跨越国境的经济交易则完全受国家在外贸、外汇以及宽泛的对外经济合作等领域法律法规的节制。国家之下的各区域政府在对外经济交易方面插手的空间也很小，影响极其有限。故此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形成了事实上的“有国家无区域”的状态。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之“有区域无国家”的视点，则源自该理论框架暗含的一个假定，这便是一种近乎“无政府”的假定。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模型，要么完全舍去了政府，要么仅将政府活动作为改变贸易成本的外生变量来处理，以便聚焦于企业与个人的决策行为，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有区域无国家分析框架。

　　中国的现实与一般市场经济体截然不同，中国现行体制赋予各级政府以足够的权限参与和干预对外经济活动，且将区域经济对外开放进程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挂钩。与此同时，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边界”明确且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权限和能量干预本地区与远近距离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以或明或暗的“地方保护主义”手段营造区域竞争的软硬环境，在经济“区际开放”方面也发挥着实质性影响，甚至具有“准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作用。由此，区域经济的“二重开放”成了中国制度环境下的一种具有实质内涵的现实存在，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

　　从区域经济视点切入考察“二重开放”的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效应，无疑属于一种新的尝试。此前的研究大多将经济开放理解为对外开放，将外资、外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作为主要的“自变量”，本研究则以“二重开放”的视野，同时考虑区际贸易与区际资本流动因素，给开放变量以新的内涵，由此辟出了足够大的创新空间。科学研究的灵魂在于创新，这既是本人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理念，也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或许由于这种明确显露的创新意向，与前一个“阶段性”研究一样，本研究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且被列入重点研究项目之列。当然，对我来说，研究与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能够获得国家基金的资助，算是一种额外的收益，也是一种运道。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本书也是团队合作的产物，说具体点就是我与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团队合作的产物。时下国内高校科研考核多半奉行“赢家通吃”原则，一项研究的“业绩点”往往多半归入“主持人”名下，同一单位的同事合作很难让排名后面的人分享到与其贡献相当的“业绩”，由此导致了同事合作的稀少与“师门”合作的盛行。本项目的研究也顺了这个“时务”。当然以这种方式实施一个较大的研究项目，本身也具有成果与人才“双赢”的效果，作为教师和博士生导师，也不失为一件美事与乐事。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儿，一项研究成果，尤其是多人参与的研究成果，更不可能是完美的，其缺陷是难免的。作为课题负责人，我期待着同行的改进建议与善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