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来了才想到涨工资？

昨天我在《基尼系数不适用，中国用什么？ 》一文中批评当今学者无视收入分配的差距，竟然说出：“基尼系数高和低，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像蔡昉这样高级学者，能说出这种话，可以想象他压根就不回去思考今天中国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普通老百姓都明白。于是蔡昉就说出草根的呼唤是：“坐在那儿讨价还价练嘴皮子，或者说看谁扛得久”。

笔者认为，不仅蔡昉是这样，整个经济学界都需要反省，不反省中国初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那么缩小差距也必然是天方夜谭，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是解决不了长期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蔡昉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说：“涨工资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他说：“对刘易斯的理论有一种批评是说你这个理论说不通，怎么会有剩余劳动力？按经济学来说，那个地方高工资，这个地方有剩余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是零，没有道理，那你干嘛不去？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一夜之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要这边工资高，别人就全来，直到这两边工资差不多，所以他说既不会有边际生产力为零的现象出现，也不会有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蔡昉说：“我们现在涨工资就是给出这样的信号嘛。刘易斯和他后来的继承者在定义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比供给的增长速度快，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涨工资，才能加快劳动力的供给，扩大劳动力的供给，就这么简单。他一点没有表明剩余劳动力是不是彻底吸收干了，这些判断都不需要。”

我确信关于刘易斯拐点，蔡昉研究得很透彻，这是做学者的功夫。但是通篇访谈蔡昉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充沛，转移出来的农民就应该接受如此廉价的薪酬？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原始资本迅速膨胀也基于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发展中主要依靠低成本的重复建设，依靠加工出口实现高增长，资源代价，环境代价，以及人力资源的代价蔡昉都可以不计算了。而今蔡昉认为“基尼系数高和低，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潜台词就是过去形成的初次分配差距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中国发展不能避免的问题。

其二，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出现之后，用高工资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那么农村过度的人口转移，对中国未来农业会带来什么后果？看来这位人口专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吃饭都成了问题，这会给整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什么？一个人口学家却避而不谈，这种人口学者是在祸害中国的发展，也和中央的一贯政策背道而驰。

笔者观点，刘易斯拐点来了，增加工资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过去工资本来就比较低，这需要调整，另一个就是在弥补过去差距的基础上再更多的增加一些，中央政府的工资倍增计划就是基于这两点。更不能忽视的是第三个问题，城镇人口收入增加之后如何保障农民收入大踏步的增加。

我曾经写过一篇帖文说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正在超越城市，如果继续大量吸引农民进城，有可能物极必反，得不偿失，农业的基础不能动摇，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民的补贴、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必须的三个基本政策。

城市必须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我说过裤子、衬衫、打火机可以做，是不是能少做些，做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经济即便十几年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是经济质量依旧无法和美国相比，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差距，人均GDP，人均收入的差距仍然不会改变。咄咄逼人的是中国的生产方式必须转变，才有可能实现缩小分配差距三个基本问题。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只知道老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子，总是认为这种差距存在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中国的发展还有什么超越西方的发展老路的可能？

蔡昉，以及抱着自由主义老路不放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是不是更应该想一想这些问题？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