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先生站着，倚着阳台的栏杆，我很想提出抗议，因为他遮住了东圆大道的夜景，但是我终于没有出声，因为致远先生正在高谈阔论。

　　他说：

　　“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一篇《帝国衰落》的文章中写到：‘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出庞大。’因此他认为‘除非能够调整其错误激励的体系，否则美国将逐步沦入拉美国家之列。’”

　　致远先生的手向外有力地挥舞：

　　“对于沉迷于普世价值论的一些中国人来说，谢论危言耸听，但是一些清醒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正是代表富人的共和党人重提‘我们信仰上帝’以求得整个社会的精神回归。

　　“‘信仰上帝’意味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平等、均富，这个过程如同中国的‘从先富到共富’。问题在于，对于‘从先富到共富’论，拒绝者可以逃离中国，这就是当前许多富人出国定居的内在原因;但是回归信仰的美国人没有中国富人相同的外在条件，因为他们不是一国的富人，而是世界的富人，在月球与火星还不能定居之前，没有他们的逃逸之地。”

　　致远先生转而有哲人的深沉：

　　“社会财富的均衡，发展态势上的平衡，这是亘古不易的指向，也就是孤立的泰国统一中国、荒漠中的蒙古人纵横欧亚、衰弱的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及当代塔利班征服美国的内在原因。

　　“在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面前，强大的美国人在精神上已经如同一只待宰割的猪犬，重要不是塔利班有多么强大，而是美国自己有多么衰弱。关于美国人的衰弱，谢国忠这样描述：‘几个月前，在有关提高国家债务上限的争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共识，授权在未来十年将预算赤字削减1.2万亿，并成立了一个超级委员会来负责相关细节。’但是‘超级委员会不用承担自己失败的后果，但却为明年的大选提供了弹药。这是美国政治体制失常的另一个例子。’我认为，这种现象说明的不是什么‘政治体制失常’，而是说明这个国家衰弱得不能举起一块救命的面包。”

　　倚靠在门框边的华雨先生首先拍起手来，他说：

　　“精彩，今天我支持你了。我始终认为美国国内的矛盾难以解决。

　　“中国的‘从先富到共富’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必然的行为，可是美国的‘我们信仰上帝’却没有政治上的约束力。美国的富人们不会自觉接受约束的，8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对富人有一个政策上的抑制，美国的富人们就高张自由民主的旗帜公开攻击罗斯福新政是法西斯政治。

　　“自由民主论超越‘我们信仰上帝’论，其实际意思就在于突破新教的清规戒律对人性恶的约束，可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助纣为虐地为那些为富不仁的家伙们叫喊。现在中国南方报系的一些人在攻击重庆的薄熙来新政，其实与当年的自由主义攻击罗斯福新政一样，如同张维迎所形容的，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壶公评论：

　　“这是文化上的原因，美国社会的共识出现了问题。当突破有效的自我约束的底线，文化也已经颓废了;当西方人狂热地鼓吹普世价值的时候，是他们的文化发出最后的闪光，世界上所有消亡文化在其最后的时刻都有这种现象。”

　　致远先生微笑地看着我们的支持踌躇满志，他说：

　　“谢论认为，美国衰落源于其内部问题，而非国际竞争。帝国兴起的原因是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并对未来投资。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付庞大的支出。美国现在属于后者。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已经持续很久，并且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谢论叙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99%VS1%’。最顶层1%的人口拥有大约全部五分之一的收入和五分之二的财富，顶层10%的人口占有超过一半的收入以及80%的财富。80%的人口基本上只拥有很少的财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几乎没有积蓄作为缓冲。这种不平等在过去20年内又几乎翻了一番。

　　“作为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待这种社会现象的，他说，‘不平等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不平等加剧到一定的界限，不平等却限制竞争，降低了人们工作的动力，破坏了效率和社会和谐。”

　　华雨先生再度拍起手来，他说：

　　“严重同意。一些年里一些中国人效仿美国人的做法，其结果是一些人迅速致富，大多数人却陷入相对贫困，更有许多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美国大公司的CEO们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343倍，这种现象就发生在最近的30年内，在1980年两者的差距只是42倍。可是当代一些中国人学美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的最高工资是1400多万美元，社会的平均工资是3万美元;中国权贵的最高年薪是6000多万人民币，社会的平均年工资是1万多人民币。从比例上看看，中国社会的割裂率已经达到了破天荒的记录。我们是不是又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了?”

　　致远先生微哂：

　　“你们左翼就爱乱提口号。中国人效仿美国是希望刺激社会的创造欲，从现在看高薪并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活力，反而成为封建主义的专制权力，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谢论：‘管理层薪酬上涨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这种支出并无贡献支撑。’他说，‘富人大都是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律师，银行家等。他们获得的奖励跟表现无关，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位置。’”

　　壶公评论：

　　“关于自由主义，对它的理解实际上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是文化性的，一个是功利性的。文化性的自由主义，因为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必然存在内在的自觉，例如斯密的经济学、康德的哲学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或者为自由加上公平的缰绳;另外一个是功利性的，自由作为一种动力驱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没有刹车的动力很壮观，其实又很可怕，例如从自由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

　　“我们分析世界近代史，大多数情况下，功利性的自由主义支配着西方政治，其极端的例子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大危机的时候，希特勒的统治一枝独秀，他消灭了失业，创建了种种福利，但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却促使希特勒思维大幅度膨胀，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为这种恶性膨胀提供了实践的工具，于是毁灭性的战争爆发了。

　　“一般的历史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归罪于希特勒，但是我们应用中国文化的阴阳学说来看问题，希特勒只是阴阳的一面，而邱吉尔和罗斯福是阴阳的另外一个方面，他们都共同受制于席卷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更深刻的原因是自由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已经衰竭。在这样的时候，作为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邱吉尔或罗斯福都需要一场战争，把自由主义构建的一切毁灭了重新来过。”

　　致远先生说道：

　　“谢国忠论及帝国衰落，他认为：

　　‘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历史学家众说纷纭。爱德华·吉本将其归咎于宗教。很多人则归咎于蛮族入侵，疫疠流行和精英内斗。我的观点是，当在一个帝国内收益取决于特权而非贡献带来收益的时候，这个帝国就要衰败了。每个帝国的衰落走的都是这条路。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宿命。那些曾经做出贡献的人士的后代利用其地位更容易获得奖励，最终就会发展成为奖励特权阶层的体制。’”

　　壶公评论：

　　谢国忠说明的仍然是一类现象，如同中国的兴衰周期率，是现象的归纳，而此类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

　　文化并非固化的概念，而是内涵演变的必然。例如以中国文化言，夏商周的文化是一类演变，而老子的“道”是从夏商周的“德”文化中获得的――特别是古公亶父的“不得”思想;老子拒绝“仁”，可是孔子不能不“仁”;孔子拒绝乱世，可是荀子不能不以“崇圣隆礼”结束乱世;“崇圣隆礼”同样是一个变形体，内孕着兴衰周期率。

　　决定性的是文化，其实我们现在还很难说就已经走出兴衰周期率了，因为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当代的文化极度衰败，无论是“文化”中人或者是非“文化”中人，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中国当代的“文化”毫无活力，那些衙门式的文化机构麻木不仁，对立面的文化却附骥于西方文化，而延续中国传统的文化仍然深埋于土地中等待春天的风雨。乱象并非失望，乱象为新文化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必定有焕发生机的时候，例如我们上一次夜话说到的庄子的“人心”论。继续《突破冷战思维的局限》来看一看东亚社会未来的演变，我们同样相信，在中华文化复活之日，中华文化圈的东亚很容易实现融合。而中美大同固然是未来的方向，但是美国仍然必须在东亚之外稍候，因为这里有一个顺序的问题。

　　东亚的融合并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是中国文化改变南北结构而返回东西结构，是日本文化的脱欧返亚。四千年前的尧舜禹时代，中国大地演绎了华夏与东夷的大融合，现在，是我们放弃夏启主义的时候了，今日东亚重新演绎华夏与东夷的大融合将是人心向往，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是对满清奴役文化的摆脱，对日本人而言这是唯一的自赎之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文明，如果以东亚的融合为背景，将来得更加容易，其实自19世纪末，这一个演变的过程都没有断裂过。

　　我发现我的两个聊友望着星空沉思，还是那温婉的钟声唤醒了我们，我觉得应该有热点问题提高今晚夜话的兴致。

　　壶公评论：

　　“你们知道吗?最近美国智囊有一个‘出卖台湾’论。

　　华雨来了精神：

　　“出卖台湾?也就是从第一岛链彻底撤退，关岛就要成为东亚的和平岛了。”

　　壶公评论：

　　是的，如果明白美国驻军澳大利亚的真正意图，出卖台湾不也合乎逻辑。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对有关中国的军事态势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评论：

　　其一、关于出卖台湾：

　　出卖台湾是哈佛大学研究员保罗-肯恩的建议，他认为，华盛顿政府应该改变依仗军力而不是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安全观念;他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冷战思维并且承认，经济繁荣对国家来说远比在军事领域取得成就的意义要大。

　　肯恩认真地计算了台湾海峡对抗的经济成本，他认为：

　　1、台湾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统一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岛对美国来说已经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美国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

　　3、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将为中国减少军费预算约在每年300-500亿美元，20年时间里可能节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北京能够免除的美国债务。

　　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评论：

　　1、肯恩理论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加剧的某种潜在的懊丧情绪;

　　2、专家们开始讨论美国牺牲支持台湾来换取中方某些让步的场景是否现实，也反映了华盛顿在经济方面对北京的高度依赖;

　　3、、专家们推测，卷入有可能突然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台湾冲突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会葬送恢复美国危机后经济的希望。

　　4、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美国的武器不是抑制北京的因素，而是北京的金融实力，首先是对美国国债的巨额投资会迫使美国以另一种方式行事。

　　出卖台湾其实只是保罗-肯恩理论的一个举例，但是评论家们并不愿意正视肯恩思想，商业化的纽约时报刊登了《出卖台湾的交易》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这种轰动终于还是引导人们回到对美国本有行为方式的思考。

　　我想，肯恩理论应该被称为军事经济战略学，这一新兴学科是美国新思维的一部分。这一思想的出现也不突兀，在美国高层和知识界已经具有一定的认同，肯恩援引的麦克-马伦上将(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名言“对我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我们的债务”就是一个证明。肯恩理论反映了美国文化作为商人文化的根本属性，也说明了美国的恶商文化正在分化瓦解。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所欠中国的债务本来只有一个方向，即美国以高新技术来抵债，这一可能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恶化正在面临现实的实现。这时候出现肯恩理论，不能不钦佩美国人的精明，它避免了中国获得高新技术以成就大发展的机遇，却促使中国人为了自己内部的问题向美国人求赎。可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在短期内实现台湾和平回归确实是一个热切的愿望，它将为东亚格局带来重大的改变，这一建议的诱惑力不容忽视。

　　当然，中国债务的两个向度都不是其它外人所乐见的，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国家利益至上是无可讳言的，俄罗斯人的卡尔涅耶夫也不能不如此，但是机遇是属于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中美两国人民，讨论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出卖台湾”或“出卖高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放弃潜在的军事对抗意识――冷战意识。

　　其二、中国人手中的牌：

　　显然，无论是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扼守马六甲海峡，或者是“出卖台湾”、“出卖高新技术”，都不过是美国人的筹码。中国人把握的筹码或者更多一些，更有力一些，因为美国债务的解决并不是美国策略最终的目的，它意味着美国可以进一步向中国举债。

　　如何保持这样的战略主动?

　　有消息称，解放军的战略规划部成立了，新部门的出现显然与中国全球军事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和时局对武装力量提出更加复杂的任务有关。武装力量在实施中国复兴战略、在捍卫海外国家利益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保护海上运输线、保障中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救助身处热点的中国公民、实施能源和其它资源领域的保障战略等等。

　　卡尔涅耶夫认为：

　　“在中国专家界，呼吁国家应该参与似乎未被有效利用的世界资源分配的声音越来越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些中国分析家说，资源被一伙西方国家垄断，另一些分析家断言，在很多国家未被利用的资源如果落到中国手里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大成效。所有这些有可能被列入武装力量发展计划，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武装力量将越来越机动并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实施中国伟大复兴战略。我想，新部门战略规划部将在世界上推动中国利益。”

　　战略规划部很有可能以美国模式运作，抗衡美国，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落后于美国，这是谈判者不能不具备的强悍。经济的衰败将长期成为系于美国人脖子上的一条锁链，直至有一天它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邻居如拉美人相同的生活待遇，而在这之前，这条锁链与其把握在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其它人手里，不如把握在中国人手里，因为败在与基督文化同样伟大――或者是更加伟大的中华文化手中不是美国的羞耻，而是一类荣幸。

　　不过，最大的牌还是美国人自己手中，这个牌就是美国社会的人心浮动，不仅仅是“占领华尔街”的那些人们的愤怒，不仅仅是保罗-肯恩、麦克-马伦式的懊丧，即便如前国防部长盖茨也不能掩饰自己心志的愰惚。

　　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无奈地摇摆， 11月28日在韩国访问的前国防部长盖茨说：

　　“由于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所以要进一步缩减6000亿美元国防费用，这是危险的。”

　　盖茨似乎觉得自己言论中的美国太脆弱了，他宣扬新近美国的战略态势，他说：

　　“美国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并再次强调了对该地区的承诺，这引起中国不满。”

　　其实中国人何尝不滿?美国人是在战略撤退，也就是撤离中国的导弹攻击范围圈，迫使美国人的战略撤退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目的，甚至是东亚人民的目的，谁不愿意把殖民者赶出去?

　　盖茨不能不自圆其说，他对记者说：

　　“在我看来，中国无意像苏联那样对美国在全球构成军事挑战。他们试图建设军事能力，以便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卓越强国。”

　　他似乎忘记了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怎么能够掩耳盗铃呢?

　　盖茨终于不能掩饰他的一厢情愿而正视现实，他其实是知己知彼的，他说：

　　中国“一直非常聪明，把投资领域集中在我们脆弱的方面，而不是试图用舰船或潜艇跟我们硬碰硬。”例如中国人在反卫星能力的投入，对应的是美国人对卫星的严重依赖。

　　于是盖茨的不断摇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的实地，也就是保罗-肯恩所攀扯到的那一片诺亚方舟，他说：

　　“美国和中国没有根本性的地缘战略原因要成为敌人或相互敌视，但我们必须仔细谨慎地处理这个关系。”

　　重要的是，中国人能否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势，不要让绳索从自己的手里脱落了，我们应该具有比俄国人安德烈-卡尔涅耶夫更加充分的考虑和不屈不挠的执着，我们手中把握的不是一条绳索，它是人心，是人类和平的实现和人们走在进步和发展大道上的保障。

　　壶公评论2011-12写于麒麟山麓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