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龙县龙山镇红军桥
安龙红军桥，位于贵州省安龙县龙山镇（原龙山区北乡乡）纳花。据考证，该桥系大地主蒋氏为了方便家丁收租，于清末在发源于龙头大山，流经纳花村前的北乡河上建造一座石拱桥。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和洪水的冲刷下，石拱桥桥面下陷，桥体开裂，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好“红军桥”，当地群众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原“红军桥”边另建一座宽4.5米，跨度11米，能保证载重20吨以上汽车通过的石拱桥。
“红军桥”并非红军所修建，那为何当地百姓又称之为“红军桥”呢？为了解开这个迷，笔者走访了当年因病留在北乡坡桥村小红军周道华（后改名为龙恒福）后裔龙兴祯和当地当年亲眼目睹红军长征经过“红军桥”的老人。说来也巧，龙兴祯是笔者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这也给采访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使笔者能够了解和掌握到当年红军长征过安龙的一些史实，“红军桥”之迷也初冒端倪，随着深入的采访，一幕幕当年红军长征过安龙以及在安龙发生的史实画面徐徐在大脑中展开……
遵义会议成就“红军桥”
湘江战役以后，蒋介石探明了中央红军继续向湘西前进的企图，在红军行军路线上部署了重重伏兵。在中央红军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北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强大的顽敌，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12月底顺利抵达乌江南岸猴场，并于12月31日晚到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了开展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独断、错误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长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也将中国革命带到了低谷。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上、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自以为是的、照搬照抄外国革命经验博古、李德及时改变他们错误的军事指挥。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的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西战役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至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节节失利，都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变领导，改变军事路线。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等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红军在军事上的错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中的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过分强调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而否认了是由于他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近期军事指挥出现的问题作副报告，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并主动承担责任，在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客观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的惨重失败。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错误指挥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决定撤销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旧的“三人团”，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四渡赤水，南越乌江，以势不可挡之势威逼贵阳，连克定番、长赛、广顺、紫云等县城，强渡北盘江，与黔军展开激裂战斗，于4月13日拂晓占领贞丰县城，进而往安龙方向行军。
“红军桥”见证红军长征
有了正确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工农红军势如破竹，一路浩浩荡荡向西挺进。此时，安龙县长廖隐仙欲作垂死挣扎，并在全县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大声叫嚷：“共匪入黔，地方不安，我县民众，须捐资出力，增加防务，以防不虞。”从各乡抓派民工，赶修碉堡，扩大民团，企图抵抗红军。同时借机命令各乡镇派粮勒捐，收刮民脂民膏。时安龙县民团第三大队奉命增援贞丰，安龙县城空虚。17、18两日，许多地主武装和军政要员，各寻避舍。驻防安龙的军阀犹国材部何绍卿旅奉令改编，开拔出境，安龙仅有地方武装民团1、2大队驻防，力量十分虚弱。城中居民因受廖隐仙的反共宣传，也是人心惶惶。国民党县政府内部更是慌乱，县长廖隐仙及随员仓惶逃往兴义。
红1军团2师2、3团，4月19日经朝阳、拉欧到达广西隆林石头林（今属田林县）宿营。4月20日7时，经旧州、册亨冗贝、安龙石盘、兴隆、绿海子进入安龙县城。红军前卫部队一到，保安团望风而逃，红军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各兄弟民族穷人。中午，该部接师部命令，给广西向云南挺进。这支红军在安龙县城没有停留多久，又接着急行军，经幺塘、石门坎、三道沟、从坡脚进入广西，晚达者保宿营。
红1军团2师及中央纵队后梯队，于4月19日在贞丰弄羊分成两路西进，一路经泥罗、石柱进入册亨洛凡、者王、庆坪。一路经沙坪到册亨县庆坪，两路红军部队会合于册亨县威旁乡坛坪村并宿营。4月20日拂晓，红1军团2师4团作先锋，从纳新、石板进分两路进入安龙县定头、纳拢至上马贡会合，然后经乐居（平乐）、乌赛、新安镇干海子、岔河直捣安龙县城。上午10时30分左右，红军大部队从东门进入县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李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红军领导和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康克清、刘英、廖施光、刘先群、杨厚珍“八大姐”也随红军1军团2师及中央纵队梯队进入安龙县城。红军总司令宿住草纸街，2师5团宿营县城主街道从卷硐门至草纸街、至北大街、至钟鼓楼，2师4团宿营县城东面和南面，2师6团宿营县城西郊。
红1军团直属部队及1师于 4月19日经鲁贡、联合，渡过大田河进入册亨县拉荣、同心，经坡妹进入安龙县王院，行至笃山暗河，遭遇龙山大恶霸地主蒋德安兄弟纠集的当地乡丁、土匪和民团60余人的伏击，土匪武装占据四周高山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三面向红军射击。红军听到枪声，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利用路边的天然掩体机智应战。……战斗仅仅进行十多分钟，只听得突然一片喊杀声震响山谷，浩浩荡荡的红军大部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铺天盖地而来，蒋氏家丁、匪兵哪见过这等阵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乱之中各自逃命，穿进龙头大山的原始森林里。这样，工农红军不费一兵一卒取得进入安龙县的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也打破了素有“蒋参军”之称蒋德安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安龙县境的幻想。
“红军桥”见证军民鱼水情
在红1军团2师进入安龙县城之前，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早已溜之大吉，只留团中队长陈先明带兵守城。进城后，红军分别搜查了国民党县政府和民团大队部，中队长陈先明及其团兵束手就擒。在此期间，红军还查抄到一些资料文件，并释放在押“人犯”。在城内组织查抄队，查抄大恶霸地主蒋德安、大地主侯子周、梁兆鱼、安龙县教育局马用之、绅士何兴元及富商陈孝谷、刘茂林、张鹤鸣等户。查抄的银元、布料、油、盐、糖肥猪等物资除留部分作军需物资外，其余大部分给当地穷苦百姓。为了让老百姓更了解红军政策，打消对红军的畏惧和顾虑，红军宣传队在国民党县政府门口的两边围墙上写上“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材！”、“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幅标语。在钟鼓楼墙上还写有中国工农苏维埃政纲若干条，还在钟鼓楼、北门坡分别画了打倒军阀形象生动的漫画。居民们亲眼目睹和蔼可亲的红军队伍，并不像县长廖隐仙所说的那样祸害百姓，反而对百姓爱戴有加，陆续走上街头，观看标语、漫画，胆大的还试着上前和红军战士攀谈，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人们见红军说话和气，不随便进老百姓的家，不乱拿群众财物，很是敬佩。一位站岗的红军战士口渴了，向老乡要水喝，付给1个铜钱。铁匠黄正祥给红军修理马笼头，不慎烧坏，又急又怕，红军战士来取货，不但没有责难他，反而还安慰他，且还付给几张苏维埃币，老铁匠感激得老泪直流。
红1军团直属部队及1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暗河战斗后，继续向花障、纳坡、纳花开拔，红军行至纳花，看到让在路边衣不蔽体的一老一少，一干部模样的红军从自己的行旅中拿出两件洗得干干净净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解下随身携带的干粮递给老人，老人拉着身边的孙子欲向红军行跪拜之大礼，红军干部立即上前将老人扶起。长期遭受匪患之害的穷苦百姓，看到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通过他们萝卜和甘蔗地边，尽管他们行军很累很渴，但是他们并没有走进他们的田地拔走一个萝卜，砍下一根甘蔗，对老百姓客客气气亲如弟兄。看见头不见尾的红军队伍，几个乡亲合计一下，急忙回家拉出喂了两年都舍不得杀来过年的肥猪，用来犒劳后续红军战士，大部队到兴仁县马路河宿营，只有司令部驻北乡。乡亲们杀好猪煮熟，用水桶挑往红军司令部驻地，但是红军吃完后仍坚持按价付钱。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工农红军队伍铁的纪律，他们行军途中，从不糟蹋老百姓庄稼，不乱拿老百姓财物，买卖也是公平交易，还打开大恶霸地主蒋兴之家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把收缴地主的银元、布匹、衣服、食盐、肥猪、红糖等救济贫苦百姓。老百姓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纪念工农红军，老百姓把横跨北乡河、红军经过的石拱桥命名为“红军桥”。红军长征过后，老百姓又要遭受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抓壮丁之苦，度日如年，每当这个时候，当地百姓都会坐在桥头的大树下思念红军、思念红军队伍，盼着自己红军队伍早日归来。
红军每到一处，都注意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注意维护贫苦人民的利益，军民亲如一家。红军部队进城后，青年黄典初主动将红军总司令部的部分机关人员接到家中住，为红军提供方便，带红军到闹市区的钟鼓楼、县政府两边围墙张贴标语，其弟黄友初也主动为红军服务，带着红军到县城外东南面的恶草岗站岗放哨。红军在马鞭田修整时，组织妇女儿童们一起，教唱《红军歌》，有几个战士路过刘云芳家门口时，刘云芳的母亲看见他们衣服又脏又破，大都光着脚丫，便叫他们到家里吃了几碗稀饭，喝了几杯水。红军战士走时硬件塞钱给刘云芳的母亲，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队伍，刘云芳母亲于心不忍，说什么也不肯要，最后，只好收下红军战士送给他的一段绸布、一块名花多吐香瓷屏、一个吉祥瓷壶。在龙广，一红军战士见到一位面黄肌瘦、衣衫破烂的老人，就将没收到的衣服送给老人。老人接过衣服，对红军战士说到：“我活到了70岁，从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好的队伍，谢谢你们，你们真是我们穷苦人的救命恩人。”
“红军桥”上倾听红军故事
每当天真的孩童和当年亲眼看见红军经过的老人一同坐在“红军桥”头的大树下纳凉时，总是要缠着老人们讲述当年红军的故事。
红军长征过黔西南时，一支部队从安龙经过，留下了许许多多世人传颂的故事，也映证了毛泽东同志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历史论断。
工农红军勇敢善战，在安龙境内打了几个胜仗，这些胜仗让穷苦老百姓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能力，更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得以解放的署光。
龙山是安龙县大恶霸地主蒋德安的老巢，蒋德安素有“蒋参军”之称，他平时勾结官府，武装乡丁，操练民团，称霸一方。当闻红军要经过安龙时，蒋氏兄弟又恨又怕，忧心忡忡，是阻止红军还是远避他乡？兄弟三人各执一词。“蒋参军”暗自盘算，龙山一带是蒋家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红军一到，势必毁之一旦；再则，县长早已吩咐阻击红军，因此还是战为上策。蒋老二态度中立，蒋老三则认为红军来势凶猛，以蒋家区区之兵阻击，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加之县长都已弃城而逃，更是孤军作战，因此主张步县长后尘，也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三兄弟争执不下，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蒋德安以兄长的身份实行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红军远道而来，地形不熟，兵马疲惫，与其弃家逃跑，不如决定在暗河一带阻击红军。这样胜则可保家园，邀功请赏，败则可退避龙头大山一带。4月19日，当蒋氏家丁、土匪伏击红军时不堪一击，仅仅十多分钟就被红军队伍打得落花流水，逃进龙头大山各自逃命。
时任安龙县龙广民团大队长的袁德龄（袁祖铭长子），竭力派人四处造谣惑众，蒙蔽庶民。其编造的谣言恶毒吓人，人心恐惧。袁德龄勒令积粮户把粮食藏匿起来搞“坚壁清野”，以绝红军粮源。一面招兵，一面训练民团，妄图在龙广烂泥垭山口伏击红军。4月21日，当红1军团2师及中央红军司令部在安龙住宿一晚后，准备经龙广向兴义进发，行军至烂泥垭山口遭遇袁德龄率领的300多名团丁伏击，但是匪兵见红军人多势众，吓得心惊胆战，只放了几枪便向五台山方向逃窜。
4月21日，红1军团直属部队及1师，从古里行到马场坪时，马场坪赛子的地主刘富兴，怀恨红军，凭借四合院有坚固的石墙，负隅顽抗，阻挡红军前进。刘兴富派家丁用两门土炮从石墙的炮眼里向红军开火，此时红军队伍已乎过完，只留下少量兵力应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战势没有进展，为了尽快结束战斗，红军只得烧掉刘氏地主石墙脚的一间草房，扔了两颗手榴弹到刘家天井里。刘富兴见火力之大，来势凶猛，只得带家丁从后门悄悄溜走。为了赶路，红军没有跟踪追击，快速打扫战场后继续往万屯方向前进。
红军纪律严明，红军进驻村赛城镇，不随便进老百姓的屋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住在城里黄友初家时，首长在堂屋办公，红军没有乱拿黄家一件东西。另一部分住在郭腾光家，郭由于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跑到乡下躲藏，回来后，家的东西一样不少，楼上放着的红糖一块没动，就连床下的一块滇洋，也没有被红军拿走。
红军进入安龙县境，即开宗明义地宣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了穷苦百姓谋利益的，沿途所过村赛，红军打富济贫，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红军进入县城后，组织查抄队，专门查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财产。红军首先根据房屋的好坏，再根据群众的反映，并视其财产的情况决定是否属于查抄对象。属于查抄对象的，便在门上贴上“地主XXX剥削群众，将其财产查收”的纸条，查抄的物资分发给穷苦百姓。
红军购物时公卖公买，红军队伍经过龙广时，正逢集市。纳桃村贫农吴发春，割了一挑马草到街上卖，红军给他一块滇洋买去，那时这块滇洋可以买到20斤大米。红军正起步时，龙广街上的老大娘李明珍，挑了一担加了红糖的甜酒水给红军战士喝，红军饮后即拿一块大头银圆和四川大铜币给这位大娘，大娘接过银元、铜币，热泪盈眶地说：“我活了几十岁，谁好谁坏全清楚了。”
“红军桥”上思念红军爷爷
龙文杰是安龙县龙山镇小学的一名教师，他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由于生病留在安龙县龙山镇坡桥老乡家治病的小红军周道华（后改名龙恒福）之孙子（前文所提到的龙兴祯之子），他在闲暇之时，都要到“红军桥”来坐坐，思念已经离开人世的红军爷爷。每当他站在“红军桥”上，放飞的思绪就会飞到76年前，仿佛看到了身材瘦小的红军爷爷和他的战友匆匆忙忙过“红军桥”的情景。
当年的小红军战士，如今已经故人西归，且已儿孙满堂。龙恒福这个名字并非他亲生父母所赐，他的原名叫周道华，祖籍是江西省吉安县东固镇上黄沙村养军组。周道华的童年是在养军山渡过，13岁（1933年）参加红军儿童团，在黄沙至东固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给工农红军战过岗放过哨。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部队伤亡惨重。周道华也由儿童团员正式转为红军战士，并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到贵州省安龙县龙山区北乡时，他因病重身体虚弱不能再随军前行，部队首长把他委托给当地百姓杨氏（杨世忠的祖父）收留医治。在杨氏老人的精心照料下，周道华不久病愈重获新生。但此时部队已经远去，年仅15岁的他在他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更是无处寻找自己的大部队和归宿。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只能留下来在异乡生存下来。
好心的当地寨老看到孤苦伶仃的周道华，有意将他介绍到坡桥村无子嗣的龙应科门下做养子。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周道华只有应允，到了龙应科的家中，龙氏给周道华重新取名为龙恒福，愚意为因祸得福之义，从此龙恒福在他的第二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龙恒福要饱受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战火硝烟之苦，无奈之下在他乡安定下来。
龙文杰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是这样写他的红军爷爷：“在长征这一历史中，虽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但他与千千万万革命前辈一样，曾为推翻反动势力做过贡献，他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块基石。也许他只是迫于形势而参军，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一分为二的看待，爷爷仍然永远都是一名光荣伟大的红军战士！在那段历史中曾经有他的足迹。他不曾有过英雄的一幕，他是平凡的战士中的一员，但是，他仍然永远是我可敬的、值得我骄傲的红军爷爷！”
从1935年到1849年的15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并没让龙恒福的生活真正的平静过，他白天要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躲兵役，多次险些被国民党残部抓去当壮丁。原来当过工农红军的龙恒福，岂能去当为虎作伥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兵，这就是龙恒福的信仰，即使宁愿在家饿死也不去祸害穷苦百姓。
在红军长征时因病重和龙恒福一起留在龙山老百姓家中的还有吴指挥、胡登希、谢同志、三同志，但是他们均因在长征途中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就在红军长征过安龙后不久就离开人世，他们的忠骨现长埋于异乡的安龙县烈士陵园里。
……
安龙的这座“红军桥”，也许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算不了什么，也许就是走过桥上的红军都早已经把这座桥淡忘了，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石拱桥，却见证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的历史。站在这座石拱桥上，似乎会被当年的红军急行军的脚步声、叮叮当当的马铃声和骏马长啸所震撼。这时，一曲优美动听的《十送红军》就会在耳边响起。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 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本文史实资料均来自安龙县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