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知道原来在芝大时的老师Thomas Sargent获得今年的诺奖，欣喜万分。Sargent获奖是早在预料中之事，不过今年终于收获，可喜可贺。

Sargent在我到芝大的第二年，即91年从明尼苏达大学转过来的，92年的春季学期主讲我们博士班的《高级收入理论》，刚开始觉得数学太多，下半学期Lars Hansen接着讲就更觉得不知所云了，幸运的是，班上几个中国学生同舟共济，借着一个北大数学系、一个科大少年班物理系的两个同学的数学底子，好歹把这门课学完过关，真是万幸。接着在93年的夏季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申请上了Sargent教授的研究助理，帮助他完成了他当时正在写作的一本专著《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里面的全部数值计算和模型拟合的工作，收获不小。记得该书的部分研究是由Hoover研究所赞助的，我们都拿到一笔不少的报酬。

Sargent教授应该是在98年离开芝大前往斯坦福经济系的，后来辗转去了纽约大学，听说离开芝大的主要原因用中国人的思维还是一山难容二虎，在Lucas教授面前他永远都只能是学生。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个人觉得还是对Lucas教授的合理预期理论的作出的重要发展，即用一般均衡的框架来诠释合理预期理论，把合理预期放在一个精致的数理框架中，所以他的研究都非常偏数理，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的很难理解他的理论，比他年轻的Lars Hansen继续沿着他的方向业作出了许多成绩，估计在5年内一定能够拿到诺奖。对了，Lars的太太是著名华裔经济学家蔣硕杰先生的女儿Grace。后来Sargent教授的研究开始偏离标准的合理预期理论的框架，他试图用Herbert Simon（另外一位诺奖经济学大师）的“约束理性模型”（bounded rationality）来做些修正，但是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尤其是与Lucas发生过一些讨论，现在回想起来两位大师争论的其实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非常的重要。只是不知道这些讨论是否有任何记载，否则真是可惜。Sargent的研究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一样并不时分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而是扎扎实实的做基础性的研究，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打下了件事的基础。用Gary Becker教授的话说就是去白宫是哈弗经济系的事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