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高饶事件 (2)
高岗饶漱石合谋推倒刘少奇周恩来
1952年春,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保健医生照例观察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医生正要走时,毛泽东对他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到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
饶漱石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靠近北侧的一所院子里。不大的一个单独院落,有北房和东厢房,院内长着花草树木,显得很幽静、别致,是个很好的调养身体的地方。
王医生(并兼毛泽东的秘书)踏进饶漱石的临时住所时,饶漱石带着忧虑的神态在门内站着,算是迎接了。王医生将毛泽东叫他来的用意当面陈述后,饶漱石请他坐了下来,说:“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
比他年轻很多的夫人则很关心地说道:“他患肾虚、肾衰,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王医生问道:“要不要请专家会诊看看?”
“不用了。我的病多年了,多次治疗也不见效果,算啦。”饶漱石忧心忡忡,拒绝了王医生的建议。
第二天下午,饶漱石夫妇从新六所毛泽东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正好碰到王医生,饶漱石兴奋地说:“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算是向毛主席说清楚了。”一席话把王医生说得莫名其妙。 高 岗 饶 漱 石
原来当毛泽东把饶漱石调到北京时,他大概是认为撤了他的职。因此,他来北京后,未敢去找毛泽东。当毛泽东派了王医生去看他之后,他才来找毛泽东。
1953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他对一些同事说:“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领导之下工作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漱石。
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秘密指示: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
高岗只看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却并不明白这决不意味着对二人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高岗的提拔重用,虽然含有对刘少奇、周恩来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满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种刺激和触动。高岗永远也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在高岗看来,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那就由我高岗取而代之吧。
于是,“高饶事件”发生了。
高岗的叛国言论和与刘少奇的分歧
刘 少 奇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高岗都十分器重,希望刘、高二人团结。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在确定代表中国共产党访问苏联的人选时,既考虑到了刘少奇,也考虑到了高岗。
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赴苏联访问。
一次,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举杯提议:“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超过老大哥。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刘少奇回答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表示这杯酒不能喝。斯大林很尴尬。高岗当时就表现出对刘少奇的蔑视,认为刘在外交场合失了礼貌。
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几句客套话后,高岗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还提出,不仅要长久保持苏联在东北旅顺等地的海军基地,还要南下山东省的青岛,建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使苏联海军成为太平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高岗要求,驻在大连的苏军,要长期保留,还要继续扩大苏联在那里的驻军,使大连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打击美帝国主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强大军事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的苏联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听了高岗贩发言,脸色骤变。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对高岗这个发言非常反感,大家跟刘少奇一样,都坐在那里,很生气,不鼓掌。
苏方知趣地停止了鼓掌,斯大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在会场上数秒钟的沉寂后,斯大林站了起来,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大会随即一阵骚动。斯大林所说的“张作霖”就是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
高岗惊呆了,会场上又是一片沉寂。斯大林这是嘲讽高岗,把高岗比作投靠日本、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
会后,科瓦廖夫与刘少奇、高岗坐一辆汽车回中国代表团的下榻地。在车上,刘少奇批评了高岗的背叛,高岗为自己辩护。回到住地,高岗用俄语困难地对科瓦廖夫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科瓦廖夫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还提到,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特使,于1948年6月来到中国。当年12月,他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科瓦廖夫陪米高扬重新回到中国,在西柏坡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秘密谈话。后来,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科瓦廖夫又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科瓦廖夫听了高岗的话,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切。斯大林承认他对高岗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但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领导可能会误解形势。斯大林禁止科瓦廖夫去听高岗的情报,说他还要去中国工作,不要卷入中国领导层的争吵中去。但是,斯大林另外派了一个同志去听取高岗的陈述,并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
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竭力调解高岗和刘少奇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为友谊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了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他的情绪很低,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人来送行。那天晚些时候,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我那天对高岗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与高岗在莫斯科发生矛盾的情况,毛泽东自然知道了前因后果。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毛泽东明显支持刘少奇,但也没有因此撤掉高岗的职务。而且不久高岗还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副主席。 1949.6高岗(右)、刘少奇(中)、王稼祥在莫斯科
1949年9月,一个香港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代表团回到北京,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在那里进行统治,倒好像是有点来自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很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个,即讨论“照片问题”。
香港资本家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共产党解放沈阳后,却看不到斯大林的照片,感到失望。高岗听了这种意见,就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画像挂起来,当然也有可能以此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四时左右,高岗气势汹汹地跑来告诉科瓦廖夫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岗。他把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画像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是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岗走后,科瓦廖夫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第二天,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向科瓦廖夫解释了关于照片的事。中国领导人说,这些照片的质量太差了,必须拿掉。最后,科瓦廖夫就照片的事与毛泽东谈了一次话,双方同意在苏联军事部门(那时苏军还占领着我国旅顺等军事要地)、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的画像不拿下来。
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科瓦廖夫把电报念给毛泽东听,但他只念了前面的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他漏念了一段,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科瓦廖夫收到一份很严厉的批评他的电报,他只好再去见毛泽东,并把电报的内容全部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对他作的补充很高兴。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第一次访问苏联,并祝贺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访问苏联路过东北,专列在沈阳停留时,沈阳市委书记登车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为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特意准备了一车皮礼物。请示是否可以把这节车皮挂在毛泽东专列后边运到莫斯科。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地说:我的专列不给高岗挂车皮,把高岗送给斯大林的礼物还给高岗。毛泽东还说:“你告诉高岗,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莫斯科,在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好客。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不过在那次宴会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不与毛泽东会面,也没有委托别人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于是,他们再一次与毛泽东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同中国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毛的一边。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他们的好感,因此拿苏联驻中国代表寄来的附有他与高岗谈话纪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泽东了。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赫鲁晓夫记得,有一次他们有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他们说了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高岗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赫鲁晓夫认为: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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