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劳动、需要与效率
——笑谈效率之二
效率问题是个与人的劳动行为和需要状况紧密联系的问题。效率概念就其主要的方面来说是用来描述人的劳动对人们的客观需要关系的概念。
我们知道，就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来说，一切超自然的享乐都是来自于人类的有效劳动，如果没有人类有效劳动的增加，既不会有任何超自然的有用物品增加，也不会有任何有用服务提供。经济工作一般不外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项主题，其中劳动是源头，没有劳动的效率，其它一切都免谈。分配与效率的关系，只是因为分配的公平与否会影响到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劳动效率的提高，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过程当然也要讲求效率，但我们在构建东方经济哲学理论体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将商品流通行为和所有为人类正当需要提供有效服务的第三产业都定义为劳动，所以，流通环节的效率问题依然是个劳动效率的问题。
脱离人的劳动来谈“效率”，那是什么效率？是吃野果、披树皮的效率？还是分土地占山头的效率？或者是强占民女掠夺民宅和民田的效率？撇开人的劳动来谈资源配置，那是以什么行为来配置？是以战争、抢劫和剥削等公开的掠夺去配置呢？还是以诈骗、偷盗、赌博等相对隐晦的损人利己行为来配置呢？不去创造，不搞建设，不提供任何有用服务，只能是坐吃山空。而以战争、诈骗、偷盗、赌博、剥削等损人利己行为去相互抢劫，就全社会来说，无非是使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位置发生转移罢了，并无任何有用产品和有用服务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不变，是零和游戏，甚至还是毁损社会财富总量的，何谈效率？
“在不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一个的境况变好”，这是被西方人神秘兮兮的称之为“帕累托改进”的那个东西，这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学术理论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有意识地避谈劳动，以淡化劳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弱化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力。我们说，所谓“在不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一个的境况变好”的过程，主要就是“有效劳动”的过程，即以创造、建设和服务的方式所实现的对人的正当客观需要的满足过程。而以战争去抢，以特权去分，以计谋去骗，以小伎俩去偷，以不对称信息去博等等，都不会有这种效果。
那么，脱离人们的正当需要来谈效率又怎样呢？人们用来说明效率问题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参照系就是人们的正当客观需要。对个人的效率总是与个人的客观需要分不开的；对整个社会的效率，同样是与整个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撇开人的客观需要，撇开对人们客观需要的内容、数量、质量、时间、空间等要素的现状及其变化精准分析，那到底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么时候生产？为谁生产？怎样去组织生产？各种资源到底应当怎样配置才算达到目标？怎样的配置才是讲效率的？效率又是对谁的效率？是对人的呢？还是对猪的呢？抑或是对其它某物的？若是对人的效率，那是对增加人类幸福的效率还是对增加人类痛苦的效率？是否还包括对某些社会黑恶势力的罪恶欲望的效率？或者只是对那些经济学书呆子们所讲的“鸡的屁”的效率？这个“鸡的屁”如果真的与人的正当客观需要一点正相关意义都没有，那就真的是个大大的“鸡屁”了。
我们所说的效率则总是相对于人的正当客观需要而言的，一是需要，二是正当。什么是人们的正当需要呢？它是指人们各种需要中的那些既赖于生存和发展又不损害任何他人正当权益的需要。当人们在客观上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而且又都是正当的需要，你就应将资源怎样配置，一切以人们正当客观需要的内容、数量、质量、时间、空间及其变化为权衡标准。一个社会拿什么作为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
在西方经济理论界，自李嘉图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在谈论效率问题时，总是片面强调“以最少的耗费去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中，追求效率的过程通常被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所谓利益最大化，有国家利益最大化、民族利益最大化、阶级利益最大化、党派利益最大化、集团利益最大化、厂商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等。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利益最大化主体是指谁？是指生产商、经销商的利益最大化？还是指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显然，在以自私为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那里，只能是个人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的效率观同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效率观是迥然不同的，追求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过程与追求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过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是根本冲突的。比如仅从自己个人的利益视角看问题，以一条假芙蓉王香烟换你200元，比用一条真芙蓉王香烟换你200元更有效率；以1500元工资换你大学生一个月的劳动量，比用5000元换你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劳动量更有效率；以卑劣手段搞几个小病毒软件坑掉别的品牌网站比以自己的技术和服务优势把竞争对手淘汰出局更有效率；以自印纸币从外国进口石油煤炭比用黄金白银从外国进口石油煤炭更有效率。在“自由”且“自利”的市场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而并非象自由主义的老祖宗斯密所描述的那么好。以这样的效率观看世界，那么，奴隶社会是极有效率的，因为它只给奴隶们一口饭吃就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强盗行径也是极有效率的，因为他们无需经过艰苦的劳动而直接抢劫他人的劳动成果；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也是最有效率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一夜就成“暴发户”了。而在需要劳动观看来，一切以欺骗、剥削和掠夺获得财富的行径，都是玩价值转移的魔术，而绝非劳动效率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越多，除了增加该社会的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外，绝对不可能增进社会的整体幸福与和谐。
所以说，只谈“以最小的代价耗费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不谈劳动，不以劳动方式去达成这样的目标，往往给人们以误导，它总是在生产领域引导企业偷工减料或制假造假，在交换领域引导经销商们坑蒙拐骗以次充好，在企业分配管理中引导业主克扣和剥削员工，都大言不惭地高举“效率”旗帜，说什么“以最小换最大”，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损害他人和其他企业利益则往往避而不谈。
那么，那个流传甚广的曼昆的效率观又有什么不对呢？曼昆说：“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 这 “东西”二字具体是指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不灭”，“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一个社会如果要想从自然资源中获得“最多的东西”，那个“被减少的东西”则又留给了谁去了呢？我们不得而知，曼昆先生也没说。如果这个“最多的东西”仅仅是指物的有用性，那这个有用性则是个相对性极强的概念，至于曼昆所言的这种有用性是相对于人的罪恶欲望的呢？还是相对于人的正当客观需要的呢？曼昆自己没说，只是其他西方学者说了，是相对于个人的欲望的，并且是相对于自私“经济人”的私利的。人人都“心想事”成，这个社会是不是就真的很和谐美满幸福了呢？我看就很可怕，谁知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整天在想着他人配偶、他家财产和地球资源？又有多少人在想着当皇帝，做大官，搞特权？而这里所说的“有用性”的多寡又是以什么为参照系来计量的？是以生产的实物数量来计量的？还是以产品的价格（如GDP）来计量的？或者就是直接以商品功能的大小来计量的？我们也不得而之，曼昆也没说，反正一句话，这位理论大家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其他一些帮闲的理论家们则说的最多的是相对于GDP增长的效率的，那些精明的资本家们只做不说的是相对于财富聚敛的效率，总之，就是没人说是劳动对人的正当客观需要的效率。
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效率观也严重影响到我国学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对效率的第二种理解，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什么叫资源配置效率？它的前提是假定投入不变，把资源组合的方式调整一下，效率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证券市场从事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没有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低的，有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有效提高。”这种避谈劳动的效率观，是典型的西方效率观的翻版。这种理论不是叫人如何去劳动，如何使自己的劳动有效化，而是教人如何把钱拿到股市去，免费拿给资本家用，资本家想分红就分一点给你，不愿分红就大幅提高其高管人员的工资和供其自由支配的费用标准，同时把企业的账务做成亏损，抢劫百姓财富。股市的确可为企业融资，但我们过去的银行就不能为企业提供资金？区别只不过是个人的资金通过银行借贷给企业，分配关系是明确的，而通过股市进入企业，则个人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变成了模糊的罢了。
企业的效率产生于决策的正确和对投资、生产和经营的管理有效，其资金来源既可以自筹也可以向银行借贷；个人的效率也只能来自于有效的劳动（而通过各种手段对他人的抢劫和掠夺都不能称之为效率），两者均与证券市场毫无关系。你弄个股市来给众多不识底里的所谓“散户”一些徒有虚名的所谓“股权”，其实质不过是一种高级忽悠。茫茫股市数以亿计的散户有几个人的股东权益真正得到了保障？这些年在股市中赚钱的，又有几个是通过股权分红的？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这许多年，确实使一部分人快速富裕起来了，但同时亦使相当一部分人贫困下去了，甚至让一些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果没有渐进的连续的通胀政策环境，这种情况可能更甚。表面上看证券市场是个为企业融资的市场，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超级博弈的市场，一个靠忽悠来掠夺的市场。这些年来，一些上市公司玩得没钱了，特别是一些银行企业玩出了天量的呆账和亏损，它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股市去圈不要成本的钱。正因为股市对上市企业而言就是这么一块超级“大肥肉”，才把众多的企业家们勾引的垂涎欲滴，当今社会许多企业家们的毕生追求已经不是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什么时候也能把自己的企业弄上市，圈上一大笔不要成本的钱。
所以，在事关效率的问题上，避谈劳动和人的正当需要的效率观大多是有些不怀好意的，而那些避谈公平的效率观则更加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