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功夫全在市场之外
昨天我发了一段微博：“茅于轼是理想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典型，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一定会挨骂，从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国情。一些人抬高他无非想在中国推行这种经济理论。恕我直言，这种思维美国人都不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茅于轼也是一个牛人，这句话最牛：‘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还没有懂得市场’。他就是这样的狂人！”
我不是经济学家，仅仅是这几年在网络阅读中接触了经济学，虽然懂得并不多，但却看清楚茅于轼引用张维迎这段话：“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还没有懂得市场”的内心。中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有这种表白，他们关注的是市场，是交换，是财富的积累，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而经济学诺奖的获得者往往并不是这样关注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英裔、塞浦路斯籍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三位学者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三人此次获奖得益于他们“对于存在搜索摩擦情况的市场的分析”，“获奖者们建立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
这些经济学的成就并不在于市场、交换、积累，而恰恰是给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提供更多的依据，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已经完全走出市场万能，走出无形的手创造财富的理念，更多的注意到有形的手对经济调整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因为这些获奖的经济学家并不如他们那么了解市场而耿耿于怀，那么这也就是他们在中国屡屡挨骂的真实原因。
马克思写出《资本论》之后，这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是巨大的，我历来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之后又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这些学派无不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例如，今天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基尼系数被广泛的运用，但这个系数并不是研究市场的，而它的作用对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意义远远大于单纯研究市场变化的意义。
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经把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工程师，因此茅于轼这些经济学家也就必然会认为：“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还没有懂得市场”。
市场学派的经济学家重视“无形之手”，如果完全排斥“有形之手”，那么这是经济学的悲哀；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是必须的。重视“有形之手”对“无形之手”的调控运作，并不是要限制市场的发育，而是让市场变得更理性，发展更健康。因此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已经不经济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市场，交换和财富的积累的科学，更多的加进了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内容。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已经走出：“经济人”，而发展为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的双重假定。
这个时候再回头看马克思关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会更加坚信这种矛盾必然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而茅于轼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挨骂，他们的立足于仍在于单纯的市场，交换和积累。忽视这种矛盾最终形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正是这样的结果，乃至于在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成为“敏感数据”。这种结果也是忽视“有形之手”调控的积极意义。
当21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到地球，全球的首脑人物都在谈论“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这两个话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否在于“无形之手”的调控功夫，市场经济功夫全在市场之外，这些功夫并不影响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只会更好的扶持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所“建立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这些成果的所有功夫都是在市场之外。
笔者观点：与其说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倒不如说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宏观调空总是耿耿于怀，而并不是致力于研究如何让政府如何进行适度调控，让调控更有作用。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