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无助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
-------论国民消费心态发生根本转变的基础
作者：韩和元
银监会13日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出台将为商业银行无法惠及的个人客户提供新的可供选择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尤其是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无疑将有助于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促进金融产品创新。
但对于该项政策，我们倾向于认为，充分表达了决策者预备改变当前经济结构的主观愿望，但真正要想到到理想的彼岸我们却不得不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原因有二，这包括制度层面的因素和国民性的因素。
关于制度层面的因素，我谈的比较多和比较早了，在2006年谈到中国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这个问题时，我将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我在当时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蓄量，居民的不满意度使得我们要鼓励中国居民消费更加困难。消费困难有两个原因，这种隐患一方面来源于产业结构性的问题，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11%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产业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及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的，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因为格林斯潘的遗产---错误的利率政策而带来的后果，这将对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的当前结构提出巨大的挑战，其忧患在于必须改变内需不足的当前事实，纵观这5年，本来消费增长幅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虽然政府已经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及养老金的水准，但这一惠及面到底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而自去年以来cpi的增长又将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
对于我的观点，有人给予了我肯定，但也有人为我提出了我问题的不足，就这个问题一位朋友对我过分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提法表示值得商榷，他在给我的email里就特别提到国民性的影响，他说：“国民性的因素或许更大，日本人经济发展程度与美国很接近但两国的消费观就径庭的很。”这是事实，日本在社会保障体系很完善的今天，该国的储蓄率就还很高，具体到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的国民对待消费的态度的确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事实，的确是我们注意，而另一位朋友也曾就这个问题写过email给我，他援引了我自己在其他文章中的原话，他说：
诚如
他们的批评都真是太好了。应该值得我虚心接受。在这几个朋友中，还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我很认同先生您在您的文章房价高企与生命周期储蓄模式的关系里对新中国的两次生育高峰的定义，但我认为中国事实有三波生育高峰，一、二波正如先生提过的，虽然我国现在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事实上第二波高峰给出的庞大的基数，及这个基数的传衍，数量也将是极大的，20世纪80--90年代应该属于这个范围~~~对于第二、三轮高峰出生的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他们祖辈或父辈那样的恶劣环境，也因此他们在消费上的态度较他们的祖父与父亲辈来说，要积极的多，‘月光族’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位朋友，在他的信里很‘小心’（他自己的原话）的跟我提到：“先生，我认为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当前这样的环境没有被恶化，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变成这一代人时，我国现有的国民消费心态会否发生根本的转变呢？”
他的判断，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在他给我的信里很不敢肯定，因为：“今天的日本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与美国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狩猎文明与以日本和中国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其有本质差别，其二者能不能有效整合。纵观历史中民族融合的可能性，在当前以启蒙文明为世界主流意识的前提下，强势狩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予以整合也存在可能。就如同昔日中国中原强势农耕文明对北方弱势狩猎文明的整合一样。这种文明是否可整合，是回答下面的问题的前提。
美国与日本当前的主流群体的确都属于战后这个大时代，但美国与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还是那个朋友自己提到的，环境因素，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就很强盛，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的童年都处于一个极端繁荣的环境，而日本出生高峰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但国内环境得到根本改变却在60年代了，也就是说，日本生育高峰的孩子们的童年是处于一个卧薪尝胆的环境，就生活质量而言，跟美国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我们知道童年的环境对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个体心理学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谈到的：实际上，在个体心理学看来，青春期是所有个体必经的成长阶段。我们并不认为成长的任何阶段或遭遇的任何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它们只是起着准备性测试的功能，即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把过去形成的性格特征显现出来的新环境。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80年代，正是那个高峰期人群为主流期但他们的消费态度却远没有与他们同龄的美国人积极的原因了，他们童年的卧薪尝胆的经历影响着他们的今后行为。而到了90年代，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更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日本却在刚刚宣传他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陷入了低迷，70、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在这里的环境里他们是不可能如他们美国的同龄人那样，哪怕他们有这样的态度和冲动，但他们缺乏支撑这种态度的必要的经济基础是我们不应该回避的事实。
综上述，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当前这样的环境如果能够可持续的话，那么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在变成上世纪80、90年代生人时，我国现有的国民消费心态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将会如当前的美国人那样，在消费态度上表现的异常积极。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前提，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体，将不是梦而是绝对的事实。
当然，这或许又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者的不满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前的弱势文明将不可避免被西方文明吸收合并。就象当初中原文明吸收合并北方的狩猎文明一样。这却是我们的“爱国主义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价值观就在无形中已经被他们同化了，但在我看来这真是个伟大的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