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荃老人记忆中的大姐雷妍
董宝瑞
昨天，收到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大女儿刘琤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主要寄来的是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芳草地》于前几年编发的纪念雷妍专辑发表的几篇文章的复印件。昨天晚上，将那几篇文章扫描识别了一下，今天转贴雷妍的小妹、刘琤的三姨，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刘植荃老人（曾长期在北京女一中执教）于2004年12月写的《我的大姐雷妍》。
刘植荃老人的文章：
我的大姐雷妍
刘植荃
我的大姐雷妍（刘植莲）英年早逝。她于1952年春，刚过完四十一岁生日不久，就因癌症永远离开了我们。出殡那天，她任教的北京女十三中（原名慕贞女中，也是她的母校）的全体同学从校门口排队，一直排到她的家门口（崇文门孝顺胡同西口），含泪送灵车远去，送走了她们亲爱的老师。
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于她幼年时入了银行界。在她青少年时正是父亲事业的高峰时期，他在银行任过副理、经理。大姐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又是长女，备受宠爱，这些使她一直有着开朗乐观的性格。
她于1925年到1930年在慕贞女中从初一读到高二。父亲认为慕贞女中的数理科较弱，怕她考不上好大学，让她转到师大女附中读高三。女附中本不收高三的插班生，托了人才进去。她中学时代一直是个活跃分子，在女附中虽只读了一年，也当了学生会的干部。她曾带我去学校看她们毕业班的演出，她是大会的主持人。看着台上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美丽大方的姐姐向大礼堂中的师生家长致词，我很为她骄傲。
她在慕贞女中的五年一直是寄宿。慕贞是个教会学校，有些贵族化，收费也很高，在校的学生大半家中富有。她们学习上没什么压力，生活优越，课外活动相对较多，假期中活动也多。大姐是个爱玩爱动的人，各种活动她都参加，诸如歌咏、演剧、讲演比赛、辩论会、运动会及暑假的夏令营等都有她的份儿。她在学校是个知名人物，人缘也很好。从她的照片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一个中学生就已到过北京郊区的许多景点，如八大处、香山、温泉、十三陵、长城等等。中学的几年，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几年吧。她后来写的小说中有些以学生生活为题材，那是她真实生活的写照。
大姐于1931至1935年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文系读书。她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喜欢文学。她是长女，父亲那时年轻，在家的时间也比后来多，所以教她读的古文诗词也比其他几个孩子多。她在中学没读到的，在家中得到了弥补。所以她从少年时起就有了一些旧文学的根基。上了大学又是一个新天地。她对西洋文学的喜爱影响了三个弟弟妹妹。受益最大的是我，她是我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
她除了爱文学外，也爱音乐、美术。受她这方面的影响，她的两个女儿于她去世若干年后一个考入音乐学院，一个考入美术学院。把西方音乐带入我们家中的是她。她学小提琴，还会弹夏威夷吉他，时常买些琴谱、唱片，这一切也都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她也喜爱体育活动，教我打乒乓球、网球。还曾买过排球，四个人在院里玩。只要她在家，家中的气氛总是活跃的。
在她结婚前，她就是这样一个快乐、话泼、亲切，令人喜爱的年轻人。
她的两次婚姻都并不美满。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爱幻想、爱做梦的人，那两位先生是被她不一般的气质所打动，却未必懂得她。大概他们也不认为有必要多懂得她，他们并不想深入她的内心世界。他们看中的是她的外貌、学历、家境，却忽略了她有一颗敏感的容易受伤害的心。她需要对方的关爱与呵护却得不到，这无以名状的无奈，一直伴随她到死。
远在七七事变以前，父亲就在金融上打了一个大败仗，从此脱离了银行界。他回到北京，在一个机关中任职。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和哥哥刘植岩离开了家，离开了北平，投身抗战的大潮。几个月后，父亲又随机关先至上海后迁昆明。这时家中的年轻人只有大姐、二姐，而二姐植兰当时还在读书，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大姐的肩上。抗战前期父亲在昆明还不时想方设法给家中汇些钱，但后来汇钱也很困难。也曾写信给北京的朋友借钱支援家用，但那也只能偶尔为之。长达八年的艰苦岁月，母亲、姐姐、两个幼小的外甥女是怎么熬过来的，让人想都不敢想。父亲在昆明给大姐的诗中有“弱女独撑逆水舟”的句子，可以看出老父心疼他最钟爱的女儿而又万分无奈的心境。
两个姐姐在沦陷区苦熬了八年。这八年中她们不止生活十分艰苦，精神上的苦闷更是难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姐雷妍开始了她的笔耕生涯。
在这之前她也写过东西。抗战前哥哥上高一高二时（约1934到1935年），曾在上海的《新诗》杂志上以“上官橘”为笔名发表过好几首诗。大姐见到后也向《新诗》投过稿，也发表了，笔名“田田”。沦陷后她拿起笔是为了抒发她内心的苦闷，也是为了生计。
以她的天赋及新旧文学的素养，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但当时沦陷区的恶劣条件大大限制了她写作题材的范围，更不要说作品的内涵了。她不能敞开心扉，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想必在提笔时也有很苦涩的历程，然而能够写——徜徉于往日温馨的回忆，憧憬着农村的清新质朴——暂时摆脱开折磨人的现实，她在写作时还是快乐的。她的作品结成集子的不多，只有《良田》、《奔流》、《鹿鸣》、《白马的骑者》等。还有许多作品登在当时的报纸杂志而今难以寻觅。我于1946年回到阔别九年的北京，所能读到的也只是她那几本薄薄的小说集。谈话时她也很少提到她的写作，似乎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倒反而是从几个她并不认识的人口中听到：“噢，你就是雷妍的妹妹，我太喜欢她的小说了。”我方感知她的作品是受欢迎的，她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
在我读到的不多的几篇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篇取材于《圣经》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我真难想像她如何能于一天的劳累后，在两个酣睡的小女儿身旁，伴着一盏孤灯，怀着对几个亲人的思念，而又拂开那一切，展开想像的翅膀，写出那么凄美动人的文字来。而那笔触似乎能直接幻化成色彩，令人目不暇接。我惊喜地发现她竟真的抓住了那枝五色笔，而我也为她未能充分发挥她的聪明才智感到深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