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正式形成了一个商帮集团——徽商，在我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400余年。徽商的兴起，通常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关。徽州粮食产量少，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需要的产品从外地输进来。徽商出行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的足迹踏遍全国，不但京城、省会及大小城镇是徽商活跃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不乏徽商的活动。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人数愈来愈多。代表人物有胡雪岩、江春和鲍漱芳。一个徽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因此，徽州的富商愈来愈多，其资金总量也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徽商的衰败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崇尚“以农为本、以仕为尊”的传统思想。浓重的官本位意识在徽商的骨子里，始终未能摆脱。后期部分徽商是在科举失败后转而经商，反映出“不得仕而商”的无奈心态，因此，徽商们在经商有成后就会转贾为儒，甚至为逐功名不惜万金。
当时我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社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能萌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徽商在发迹后，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意识，不去扩大再生产，而是把大量金钱用于买地、修祠、建房、取妻纳妾，生活上极尽奢华铺排。
徽商是官商经济，主要表现在对盐业的垄断上。官商互济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以官促商，以官取利，对徽商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凭着在政界的经验和关系网，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进而在商场上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贾仕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使其获得了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到封建特权，利于其垄断经营。 徽商与封建政府之间这种不一般的相互结托的关系，使得封建政府既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银供应的工具，又把他们所创造的巨额商业资本封建化。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给徽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上国外金融资本的入侵，对茶叶等徽商的传统垄断行业构成大重威胁。鸦片战争之后，徽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衰败。
综观徽商的衰败，除去当时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重要因素即徽商是典型的官商经济。而我国目前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也是官商经济。具体表现在：1、土地政策。土地市场运作过程中的“招、拍、挂”，因透明度不高，权力操作的空间很大。2、企业申报项目和行政审批方面，需要经过政府多重机关的审批手续，个中环节人为操纵显而易见。2、税收问题，目前，国内各大小企业完全按政策规定缴纳税收的企业几乎没有，或多或少存在偷漏税行为，对企业税收的稽查，承办单位是各级税务机关的稽查机构，人为操纵的空间非常广阔。3、企业产品的检查验收又在国家的掌控之中。政府的权利垄断，控制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尽管，国家已经出台减少企业申报项目和简化行政审批的相关手续，及各种纠正部门与行业不正之风的种种规定，仍然很难杜绝人为操纵。企业想发展，必须花出很大部分精力和政府各部门周旋，应酬，以换来对该企业的更多优惠政策的扶持。这样的后果，一是限制了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给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当今，所查处出来的官员腐败案件，哪一个不是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要想打破目前政府与企业这种官商结合的模式，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进一步简化政府对企业的中间环节，实行阳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