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我最爱的一本中国历史书，这本书说明了一个不守礼的皇帝如何地失去了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政治精英的人心，以致于最后政治上「打结」了，任何政令都无法推动，政府变成「停摆」状态。明朝经过张居正的中兴，一度恢复了元气，但经过这一波折，遂逐步走上最后的败亡。黄仁宇在书的副标题上称这一年为「不显着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也没有黄巢、安碌山之类的叛变，更没有强大异族的兴起或入侵，太太平平的一年为什幺种下了明朝败亡的因子?

万历帝宠爱郑贵妃与其子朱常洵，所以不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幼不立长，破坏了宗法礼数，引起大臣群起反对，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万历帝没有坚持，也就顺应了百官要求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自此和知识精英反目，消极怠工，不理朝政，不任官，官死不派新任，从此政务没人推动，政府「停摆」几达三十年。

这段历史说明了中国式管理的本质，黄仁宇以其历史大视野挑中这一年说故事，一语道中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三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中国不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之说是西方相对于法治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明就理竟然就一片「祟洋」声中接受了。如果中国是人治社会，就不会出现万历十五年的场景，皇帝的命令就不会出不了寝宫。中国『人治』的背后其实是礼在支持着，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守礼，不守礼则「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这是一个君与臣间社会交换的过程，并非单方面的权威服从而已。如果社会交换过程中一方失礼了，关系就会破裂，结果两方都动辄得咎、动弹不得。所以，中国的威权建立在皇帝与知识精英共治的基础上，日常的管理则建立在精英共识的基础上。之前我谈礼在管理中的功能时，曾以唐太宗议定如何为其父皇修墓为例，说明了重大事情往往并不是皇帝说了就算，还要朝臣廷议，最后大家依礼而行才能取得共识。万历帝就是太想「人治」了，不依礼而行，不取得共识，一意孤行就想下命令，结果却带来了明朝的败亡。英明如唐太宗、康熙帝之流，都知道依礼而行以取得知识精英的合作，形成集体领导的班子才能顺利推行政务，那些一屁股坐上皇帝宝座就乱下命令，「人治」天下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最后都不会有好的下场。西方学界不明就理，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诸不知中国是礼治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礼，失礼之人是不能治理国家的。

第二个启示是精英集团必须保持开放社会才能稳定，万历帝看准了草根百姓十年寒窗就为了加入知识精英阶层，进而加入统治集团，所以他「以力相胁」的方法就是不派官，没想到知识精英不买帐，以力相抗，导致「打结」。中国的权力分享不来自一人一票的民主，而来自人人有机会「分一杯羹」，草根社会透过科举考试可以加入知识阶层，被派官的知识精英则透过官场历练可以加入统治集团，万历帝不派官就断了多少人的希望，算是看准了知识精英的软肋。治世的时候，总是皇帝与知识精英集团共治，依礼而行取得共识作出决策，所以这种意义下的「集体领导」自古是中国政府治理的基础，明君之旁总有名臣，唐太宗画二十四名臣于凌阁上，堪为千古佳话。

最后一个启示是在中国社会里，政府可以停摆，但民间不会紊乱，万历之后明朝又延续了五十多年，足见中国草根社会有一股自我组织，自我延续的生命力。走西口的农民可以发展出「通天下」的票号系统，江南的养蚕户可以发展出垄断世界丝织贸易百分之六十的网络式组织，足见中国草根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生命力不因政府停摆而使社会轰然一声崩解。只是中国社会一治一乱，乱世往往不会起因于宗教、阶级等等意识型态的对立，却来自于精英共治变成精英共谋的过程。一方面精英集团垄断了当官的机会，使得草根百姓想向上流动加入精英集团难上加难，另一方面精英集团不断土地兼并，使得一般农民想成为富农，让子弟读书加入知识阶层的希望破灭。一旦向上流动的希望，尤其是让子弟读书作官以追求跨代流动的希望破灭，人民只好造反。

这段历史对现代的中国式管理有什幺启示呢?

「基业常青」以及『A到Aplus』的作者柯林斯强调领导者要「阴阳合」，阴阳合的意义并不是阴阳中和、寻求平衡，A⁺企业绝非是有些温馨又有点严厉，有些法治又有些自由空间，领导有些仁德又有点威权，在两个极端间寻求平衡点而已。阴阳合的真实意义在于两个极端同时并存，企业规范至严厉又同时尽仁义，公司文化至严谨又同时极有弹性，企业领导至威权却又至恩慈。人不是上帝，如何可能置两个极端于一身?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晓得管理要靠集体，统治集体之内一方面让不同「极端」的领导者并存，一方面又要有良好的关系保持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而关系的背后就是一套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礼在运作。

这个现象，管理学者戚树诚称之为「亲信现象」，而「亲信」所形成的领导班子中，董事长扮白脸，就有人扮黑脸，大家长表现出仁德形象，但也会有人严格执法，有人抓流程、抓法规掌握到钜细靡遗的地步，就会有人寻找空间给人自由，让员工有发挥的余地。懂得用集体领导创造出「阴阳合」的管理，有赖于领导班子内的良好关系，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也是中国式管理的智能之一。只是领导间良好的关系最怕演变成精英共谋，领导班子成了封闭的当权派，底层员工向上升迁无门，加入领导班子无望，则人心散去，这正是中国式管理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本文亦曾刊载于“管理学家”杂志

改寫自作者出版的新书「中国人的管理智慧」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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