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迅猛发展阶段。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73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倍和1990年的16倍。中国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过少，同时近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对于环节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也有积极意义。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都分别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对于这种现实发展格局，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皆缺乏解释力，因此一些学者展开了针对后发展国家FDI的动机和条件的研究[1]。
西方的FDI理论主要遵从了海默（Stephen Hymer，1960）开创的垄断优势流派，这与FDI实践的发展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无论从跨国公司的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占据主流地位。早期对FDI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能算是发达国家FDI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基本上，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研究可以分成传统的基于垄断优势前提进行改良，以及非垄断优势理论两大流派。
一、基于垄断优势前提的发展中国家FDI理论
传统的垄断优势学派对后发展国家的FDI理论研究的影响表现在无法彻底地抛开比较优势的思维模式，试图以次为预设前提，解释现实中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等。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9)曾提出过“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按照该理论投资国应当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劣势产业转移出去，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投资国的产业升级。日本在拥有了制造业的生产和核心技术优势后将组装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仍继续保持“世界高技术产品供应基地”的地位。
这个理论是基于日本六、七十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提出的，没有涵盖日本战后十多年的跨国经营活动，日本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FDI活动也无法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尚处于中游状态，如果按照“边际产业”来规划对外直接投资，既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也很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辟出很大的投资场所。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小威尔斯（L. T. Wells，1983)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Sanyjaya Lall，1983)年提出，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创新活动，其跨国公司能产生独有的技术地方化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问题。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从小规模市场、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以及民族特点等方面解释了适用意义而非绝对先进的技术会在小规模、低成本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对相对更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这与传统的发达国家公司因为拥有垄断优势从而可以对较低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异曲同工的，仍是以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为前提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如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在所有权优势、动机、产业和区位分布上有着显著不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试图把跨国投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到一起，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并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水平，尝试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解释后发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变化特征。小泽辉智利用和传承了波特的竞争优势思想，认同国家间的竞争优势差异，并进一步指出按照技术能力和要素比例衡量，各国处在动态比较优势的不同阶段。这种阶梯既能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同时也为发达国家创造了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认为从动态的角度看，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发生转移或自然消失。由于要素积累、技术变革和要素流动，旧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将应运而生。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动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随之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具体而言：
1．要素（资源与劳动）导向阶段的国家，吸引的一般是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寻求型的外资，对外投资很少。
2．当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力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向投资阶段过渡时期，主要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制造业中吸引外资；与此同时，在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中会产生向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3．从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过渡时期，将会在技术密集产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在中间品制造业中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产业分工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产业分工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条件——以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2]，使本国或地区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从纯吸收外资进入演变为向海外投资、并进行不同投资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因。小泽智辉对于比较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的强调，仍然是与传统垄断优势学派一脉相承的，这个理论在描述不同产业发展结构的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时，提出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实践活动的支持，但并不完全，比如中国从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阶段过渡时，既有中间品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制成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二、非垄断优势的FDI理论研究视角和成果
非垄断优势的FDI研究成果，并不是完全否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各种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是不再强调必须具备这几类优势的前提下才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具备优势情况下的FDI活动。国内外学者正在尝试从各个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的成果有：
-从宏观经济水平预测和解释发展中国家FDI
邓宁从一国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的角度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J.H. Dunning, 1981; J.H.Dunning & R Narula, 1996）[3]，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数量级标准以及投资构成的结构。国际投资阶段的理论特色在于把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各异且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均不相同的各类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抽象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几类国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经济实力的阶段性标志进行比较。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的经济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供给等结构因素也不相同，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各种优势的累积，各国都有一个从外资净吸收国到资本净流出国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随人均GNP上升而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域优势。该理论仅以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概括经济发展阶段，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选择的判断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自投资阶段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验证。Tolentino(1993)利用 1960-1984年间3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别使用横截面数据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IDP理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模型显示了IDP理论的有效性； 而在横截面模型中只有1960-1976年间的数据符合J形曲线。Barry &Mcdowell(2003) 则以爱尔兰为例，使用了1980-1999年间数据，建立起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与GDP之间的二次函数模型， 同样证明了IDP理论的有效性。高敏学、李颖俊（2004），邱立诚，于李娜（2005），杨健全等（2006）都利用IDP理论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计量检验。毋庸讳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比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都是亚洲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确实存在相同发展水平的各国或地区显示出不同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结构，而且许多国家的企业正在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早于该理论所预期的阶段（UNCTAD，2006）。
-从获取优势角度解释FDI动因
近年来学者发现技术劣势反而成为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获取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为研究热点。这种观点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都找到了实证案例，如Kogut和Chang(1991)、Neven 和Siotis(1996) 与Blonigen(1997)发现日本和美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源于技术获取动机，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内部化优势。Rugman和Verbeke(2001)从理论上阐释了外国分支机构技术能力提升的十种方式。同时Dunning(1995、1998)也强调了区位优势条件下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并由此扩展OIL框架。
诱发要素投资组合理论顺应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潮流，在西方学者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理论试图同时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核心观点是如果投资国具有技术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该理论概括和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的主要构成要素，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获取技术的逆向投资并且间接拓展了区位理论。
中国学者也作了较多理论探索。吴彬与黄韬（1997）提出的“二阶段理论”认为，各行业中企业的一般性经营资源水平在国际上资源状况不同的地位决定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如果母国的多数企业处于劣势状态，则要从东道国获得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发达国家进行获得经验的对外直接投资，即经历第一阶段，只有当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转向利润攫取的FDI。刘海云（1998）进一步明确了两阶段论和学习型投资的意义。冼国明与杨锐（1998）论证了应先向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型投资，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投资，认为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前提。马亚明、张岩贵（2000）从策略竞争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对于由相对较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FDI，一般称为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FDI本身不一定具备垄断优势前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可以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实例很多，例如IT产业的公司，Ingenuity Solutions（马来西亚），在对国外研发投资时，已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知识基础作为目标。与此类似的是，墨西哥的Bionova公司于1996年收购了美国的DNA工业技术公司，新加坡的Cordlife公司于2004年收购了美国的Cytomatrix公司（UNCTAD，2005）。Lecraw（1993）对部分印尼企业样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这些企业在对外投资后，企业的管理技能、出口、质量和成本有了很大的改善，他认为印尼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为了运用所有权优势，而且为了发展原来没有的所有权优势，还可以通过国外的子公司将获得的所有权优势转移回印尼的母公司。库玛(Kumar，1998)对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FDI增长迅猛，而且这些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通常把对发达国家的FDI作为建立品牌、获得新的生产技术和获得更大分销网络的捷径以及增强非价格竞争力的手段。
针对诸多的技术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证，Fosfuri和Motta(1999)提出了“无优势跨国经营”理论。他们总结到，到海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并非都是要利用其已经拥有的某些优势而可能是要获得新的技术知识。当企业靠近市场领导者时，会从技术外溢中受益。由于技术外溢的存在，FDI可能成为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因此成为技术获得型投资。Driffield和Love（2003）的进一步实证研究确认了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并强调其效应在研发密集部门更为明显；Lecraw(1993)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有助于母国该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资本密集度；而Manolopoulos，Papanastassiou & Pearce（2005）则证明了本身具有创新性和效率寻求特点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能够在东道国获得更为广泛的技术资源。
朱惠茹等(2004)从学习型FDI的角度入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到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的可行性；曾小荷（2003）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以提高自身优势。吴先明（2007）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公司的特定优势不仅来源于专有资产的占有，而且还来源于获取或者有效地协调东道国其它公司所拥有的互补资产的能力，那些倾向于通过FDI建立优势的公司就会寻找机会投资于特定的区位（东道国），以获取和利用公司所需要的创造性资产。韦倩青（2004）提出中国高技术企业应更多地选择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居多的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谢冰、胡美林（2005）认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迅速构建全球学习机制，在全球市场动态化环境中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杜群阳(2004)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MAL优势论”认为，传统的“贸易窗口型”或“制造基地型”海外直接投资已不适应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要求，开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姜萌萌、庞宁(2006)在双缺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缺口概念，进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缺口不能只靠吸引外资，而应积极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技术缺口是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
-对发展中国家FDI条件和过程的其他研究
楚建波与胡罡（2003）提出的“跨国投资门槛论”认为，企业进行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由企业的投资能力与企业进行该项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投资门槛）共同决定。而具体投资项目的类型和投资内容，以及企业必须跨越的投资门槛的高度，与企业进行该项投资的动机和目的有关。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他们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润导向型的传统型对外直接投资，它是以技术垄断优势为核心，对企业的能力要求最高，故投资门槛也最高；第二类是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只需成熟技术，故投资门槛较低；第三类是寻求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投资，国家和企业会有不同程度的倾斜，因此门槛相应也较低。
Pradhan(2004)对印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和成立时间与对外直接投资无关，而产品差异化程度、技术能力和出口导向是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并且各因素的作用存在行业间差异。韩太祥（2004）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性和赶超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利润最大化，而是体现企业成长最大化 。邢建国（1998）提出了有效资本理论，认为资本过剩和垄断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将资本输出和垄断优势培育合并为一个过程。
近年来一些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条件的研究已经从企业竞争优势更多地转向企业外部条件，如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国际化因素等。Wheeler和Moody(1992)从东道国产业集聚因素来解释产业和区位选择，Safarian(2003)将国际化条件融入跨国公司理论来作为交易成本、区位理论、所有权理论的补充；Mark Yaolin Wang(2002)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指出母国政策驱动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Sauvant (2006)则是通过四个发展中国家（BRIC）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说明母国政府作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以中国为例，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中，主体是国有企业，截至2006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存量总额的84.2% （李桂芳，2007）。
三、将优势前提与获取优势相结合的发展中国家FDI模型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某些基本条件，比如某种能力和基础，但并不能由此推断不具备任何特殊优势的企业就无法开展FDI。无论是垄断优势、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只能是对外直接投资必要条件集合中的部分元素，而非必要条件本身。同时，它们也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抛开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环境、政策约束条件等外部因素而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也就具备了FDI的充分条件，但对只具备有限度的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企业则不是显而易见的结论。
笔者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或提升企业经营能力，并将其转化为在国际目标市场上的竞争力或者竞争优势，以达到企业可持续的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企业FDI不以事先具备垄断优势为前提条件，优势的获得是FDI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特别是FDI对技术能力提升的理论研究，都提供了一些支持结果。Kuemmerle(1997)通过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行为的研究提出R&D机构分为技术增长型(HBA)和技术利用型(HBE)。技术增长型研究机构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资源，一般位于科技和人才密集地区；是为了保证跨国公司的稳定和长期增长，旨在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技术存量，从而提高跨国公司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技术利用型机构为了迅速将研究成果商品化，一般临近主要市场和生产性企业；是开发母国区位创造的技术优势，利用跨国公司的现有技术知识和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潜力，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存在吸收或利用海外技术和知识信息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做法[4]。Dunning（1998）的国际生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直接投资能帮助企业获得某种优势，该优势与公司业已存在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跨国公司保持和加强其竞争地位。跨国公司在国外从事R&D的两个重要原因是，第一，创造新的核心产品和工艺的需要，第二，获取为提高母国R&D生产率所必需的知识。Serapio & Dalton(1999)的辅助资产理论则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直接投资是为了提供辅助性资产，补充其国内的研究、技术和产品开发实力，而这些辅助性资产对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和经营活动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近年来，欧美的发达国家也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自己的资产和进行技术提升，有很多国外学者从实证方面给出了一些案例。Hakanson & Nobel(1993)对瑞士最大的20家跨国公司及其在海外设立的150家研发分支机构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瑞士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R&D分支机构的主要动机是：适应市场对公司主要产品或生产工艺的适应性改造，使之更符合区位市场条件；开发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为区位生产性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等。Falzoni和Grasseni(2005)利用意大利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海外投资对本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母公司的生产率很少从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而得到提高；相反，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能够引起母公司的生产率提高。Teece(1992)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硅谷的现象，他认为外国企业可以通过接触当地的信息渠道从而获得当地特殊知识。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6)在Coe&Helpman技术扩散模型的基础上，对美、日、欧11国的引进FDI和对外FDI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发现，内向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远不如对外FDI的效果明显。技术领先国积累了显著的科技能力，这种技术禀赋可以被在领先国进行投资的国外企业获得，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来源。Kuemmerle(1999)也运用模型验证了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投资获取溢出效应、增强优势的观点，Cantwell与Janne(1999)、Pearce(1999)同样为直接投资技术寻求动机提供了佐证。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Kogut和Chang（1991）重点考察了日本企业于1976—1987年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日本企业的特定优势，还是以获得美国的技术为目标，结果发现日本企业更倾向于与美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获得美国的技术，从而验证了技术获取型FDI的存在。后来Chang（1995）的进一步研究认为，日本电子制造企业是在有步骤地进入美国市场，其主要动机是为了技术能力的发展。Kogut和Zander在1993年也注意到日本技术落后的企业到技术先进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他们对日本企业的调查和研究同样表明，当日本的企业与美国和欧洲的企业相比技术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时，它们就通过购买美国和欧洲的企业进入这些国家，来获取和分享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我们也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现有案例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互补”提供了支持证据。我们可以用经济学模型对此作出解释。此部分因为披露方面的限制,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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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将发展中国家FDI理论和韩国、日本这类战后经历赶超阶段的FDI统称为 后发展国家FDI理论。
[2]应当注意到小泽辉智理论在说明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关系时，仍是以日本经济为例。日本经济发展过程被波特称为“变革无人能及” ，日本由资源要素导向阶段很快推进至投资导向阶段后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至创新导向阶段。同时日本经济成功有着特定原因：一是国内需求带动；二是东亚雁行模式对日本产业转移的协助。
[3] 该理论严格地说，仍与优势论前提有关。实际上是假设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三大因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随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化的，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发展阶段由一国社会经济的结构特征体现，反映了国家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累积的态势，是跨国企业投资环境的重要决定因素。
[4] Kuemmerle（1997）对238家外国R&D分支机构进行调查研究，Kuemmerle的调查显示，技术增长型(HBA)国际研发机构约占样本比例的45%，技术利用型(HBE)国际研发机构约占55%，但研究同时发现，技术增长型在跨国公司海外R&D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呈越来越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