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5年工作总结了六条：第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条，科学发展；第三条，坚持改革开放；第四条，完善宏观调控；第五条，执政为民；第六条，依法行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际上是一环扣着一环，核心是实事求是，因为必须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来提出对策，才能够推动中国前进。但实事求是的前提是解放思想。
　　
　　另外，要实事求是也必然要与时俱进。原因是，即使我们在过去的改革发展中，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取得了成就，但是当取得了成就以后，社会也就继续在进步，就会出现新的问题以及新的机遇与挑战，在那种状况之下，过去成功的政策，那么到现在很可能变成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必须根据新的状况继续调整继续前进。这是改革发展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基础。
　　
　　另外政府工作报告提的坚持科学发展，也就是说，在我们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应该是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停滞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
　　
　　针对中国当前处于这么一个转型与发展阶段，在过去5年的经验总结当中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与完善宏观调控，本身实际上是摆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讲，中国在改革跟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必须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市场的方式以及参与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特征，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体制上的不完善，跟发展阶段本身所带来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也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第三条、第四条经验的总结，我个人的看法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来推动。
　　
　　多年来，我国仍然没有解决“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三过”很明显是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信贷增发过快，投资增长过快。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均。因为一般居民的收入无非两个用途：一是投资，一是消费。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要解决我们过去5年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应该是加速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改革：首先要改善金融结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问题，从而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跟其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盈利行业。此外，还需要对垄断性行业开放竞争，即使不能开放竞争的，也要对其价格和收益分配进行严格监管。如果能做到这些改革，真正解决现在困扰宏观调控的“三过”问题，使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协调，低收入的人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就会更和谐，我们就能够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从中国的金融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也有很多机遇。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是机遇大于挑战，应该有更多主动性政策，而不是被动去应付。需要增加内需，提高老百姓真正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提高经济竞争能力和产业升级换代能力。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有一个判断，说现在金融面临的问题，人民币要升值，国家外汇储备多了，外贸顺差大了，这些现象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都有了，很多国家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我们都有为什么会成了问题呢？易纲定义为“美丽的烦恼”。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究竟是挑战还是机遇呢？
　　
　　我承认，应对这么复杂的经济局面要进行宏观政策管理，宏观调控是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今年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发展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好，怎么会一下变成有问题了呢？
　　
　　我认为，投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后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长期的劳动力的培养、劳动力创造收入的能力不够，导致消费不足，是被动的消费不足，而不是主动的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只是一个一直循环的结果，而不是根本的、原始的因素，那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我认为是三个方面的大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追求的扩大外贸，给了一系列鼓励外贸的政策，使得中国长期有外贸倾向。为了增加外贸出口的竞争力，我们又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只有靠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应该逐步调整的是，由过渡的外贸出口转向适度或者中度或者转向平衡的外贸出口。另外，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低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和低劳动力投入的政策，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投入不足。第三，低价格资源，也包括生产资源、土地资源。
　　
　　为什么这一届政府比上一届政府都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我认为正是因为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问题：除了经济循环模式以外，还有国内经济循环当中，更多的是忽视了人的投入，忽视了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投入。所以我们的福利政策不是不应该走，而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走。福利增长应以增加内需，增加老百姓真正的消费能力、生产能力、劳动能力为主的投入，平衡我们内部经济的能力，使中国经济合理地获得外贸的逆差收益、国际上的比较收益。同时，不断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和产业升级换代的能力。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现在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该有而且能够有，而且完全可以实现一系列主动性的政策。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次贷危机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战略机遇。首先，次贷危机使美国华尔街主流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局面，我国可以积极利用这个机会投资入股华尔街，获得对一些主流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未来中国经济崛起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其次，可以利用美国经济放缓的机遇大力开发内需，利用相对充裕的财政盈余提升内需，从而使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规模回落，如果这个态势能够维持的话，我想不出五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国。如果能保持在9%到10%的增长率，美国在2%左右或者2%以下，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和今天相比又是飞跃，又上了一个台阶，总之我认为，我们未来08年也好未来几年也好，挑战很多，困难很多，政府都是直面困难和挑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也有重大的战略机遇，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能够持续，而且还能够上一个大台阶。
　　
　　中国经济今年所面临的复杂性和困难表现之一，是个别产品的结构性物价上升有可能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由此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这一轮物价上涨的成因与改革开放30年来若干次物价上涨相比，没有典型意义，是一次“非典型”物价上涨。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导致农产品生产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引发我国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业成本上升。可以考虑对猪肉价格实行底价保护机制，保护和推动农民养猪积极性；人民币升值步伐还需要适当加快。
[稿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曾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