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事实证明，“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如果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还极易引起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无端生出许多是非。今年1月份，我国南方发生的数十年罕见的雪灾牵动着亿万人心，而信息是否对称、政府的应急机制是否科学健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何确保信息畅通，特别是让老百姓第一时间了解到天气和灾情信息，成为了应急机制中的重要一环。雪灾中比交通中断、电网瘫痪等问题更糟的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给抗灾救灾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疏漏、贻误和混乱。 

　　年初的雪灾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政府有关部门是信息公开的第一责任主体。有义务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公布相关信息，有责任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和媒体应共同建立突发性事件的信息发布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抵御灾害所需的社会成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限制或剥夺媒体的话语权，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事故原因的彻底查明，阻塞民意的正当表达，从而掩盖住深层次的矛盾，这是十分危险的。闭目塞听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而及时、准确、充分地把实情告知公众，并解疑释惑，舆论引导，只会对和谐社会有利。因此，政府应充分认识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盯着管着，这也不许，那也不准，只扳红灯闸，不开绿灯道”（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语）。新闻媒体是信息公开的重要载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要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切实履行好媒体的公共责任，发挥自身在宣传报道和信息披露上的独特优势，力争在第一时间客观准确地报道真实信息。社会公众既是信息公开的受益者，也是信息公开的监督者。总之，在社会危机面前，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都要各就各位，切实维护信息畅通，将信息公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让信息公开成为彰显责任政府形象、媒体公信力和公民权利的重要载体。

　　我们的政府接受这个教训。２００８年以抗御“５·１２”特大地震信息高度透明为标志，政府信息公开迈出大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多保障，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为改革开放３０年作出了生动的注解。除了天灾，突发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有官员腐败、渎职等人祸因素，出了事，谁最害怕媒体的介入？这是不言自明的。久经官场历练加上趋利避害的心态，使得某些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后台老板”惯常将“影响社会稳定”当作一种政治护身符，对抗舆论监督，逃避法律追究。如果我们不为所惑，坚持实行信息透明，舆论公开，那么这些“刁德一”们就不敢、不便、不愿再冒政治风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实真相也就不难揭开。而如果让他们“防记者胜于防贼”的企图得逞，那我们就会听不到民怨，看不到民情，就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媒体发表文章揭示了当今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与不公，并波及到垄断行业一些人的头上。可见这里面承载着愤怒、不满和思考，寄托着对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效率的期待。因为，如今通过“改革”，一些特殊人群已经演化成了利益集团，他们正在利用“制度化的方式”扭曲分配关系，与民争利，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与强加在大多数民众身上。他们的非法收入完全是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政府官员收入的透明化，取决于监管机制的设定及成本。有没有与激励和约束同在的透明机制，是问题的关键。比如当有公民想了解某一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时，可以到哪里去查？是否随时可查？舆论界认为，无论怎样强调收入是一个人的隐私，但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来自于税收，公共财政条件下，纳税人尽了纳税义务，便有权了解税款的去向。也只有知情充分的条件下，公民才有可能实现监督权。比如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现为美国黑石投资的高管）为在加税前买车而下野，因此他不是在廉政公署介入下才下课的，透明机制成了“占便宜”过不去的“高压线”。

　　相形之下，当制度与机制缺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一方是弱势的。比如，对官员的工资收入，人们是否只能每年在“两会”期间，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知情权诉求和行使监督的权力？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三位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就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信息在经济行为中的前置作用，人们在信息上所处于的优势与劣势的不同地位，可能会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从而给出了制度创新的新空间。

　　理论上讲，当官员偏离工资性合法收入，而进入灰色地带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特征：他是把官，当生意来理解并在强烈的心理暗示、利益的诱引驱动下，不惜监守自盗，铤而走险的。这就自然进入了信息经济理论揭示的“充满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市场领域。信息经济学理论还认为，当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行为人有故意的“隐藏行动”，会引起“逆向选择”，导致“权力不对称”，创造垄断暴利，使“信息劣势方”在不知不觉时即“受损”，从而引发“道德风险”。以此可见，前置高压线，信息对称了，自然就消灭“权贵资本主义”。经过30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理论上来说应该已经具备化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要求的社会公平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我想这将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应该做到的一个突破点吧。

　　未来社会，国家与国家间、中央与地方间、企业与企业间、组织之间的竞争其实是比谁更加接近真实的信息对称，信息失真小。只有趋近于对称局面，它才可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２００９年是一个新起点，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得这个新起点一开始就不同寻常，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深化各领域改革面临繁重任务。困难之时更需信息对称，权责对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渡难关，谋划发展，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