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有些干部为了“政绩”，什么样的蠢事都能干出来。这不是，眼前就有一桩：报载，河南温县为了整治村容村貌“建设新农村”，下发文件要求拔除村民屋前屋后的农作物，并动员该县公务员、医生和教师回到原籍“拔苗”，完不成拔苗10户的任务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与此同时，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中也掀起整治比拼大赛，落后者将受到组织上的处理。
看到“拔苗”二字，就联想到成语故事“拔苗助长”。有个愚蠢的“宋人”嫌自家的庄稼长得太慢，便下田把秧苗往上拔了一截，劳作完毕，见到自家的秧苗终于比别人家的高出一截，实在是很有成就感。但是，第二天一经太阳曝晒，被拔过后根土分离的秧苗全死了。于是，这位佚名的“宋人”也就作为“愚蠢”或“不讲科学”的典型而青史留“神”。
温县新农村建设的之“拔苗”，当然也是为了“助长”。与古时“宋人”不同的是，温县的决策者要助长的不是苗苗本身，而是“整治村容村貌”的政绩和官场升迁的仕途。但是，这样“拔”出来的政绩显然也是毫无生命力的。凑巧的是，好像春秋时的宋国就在河南境内，所以怀疑温县“拔苗”运动的决策者是否遗传了2000多年前“宋人”的某些基因。如果组织部门还清醒的话，这些“领导”在官场上也就应该 Game Over 了。
“拔苗”究竟有多大危害，在农村插队时听过这样的故事，有“小混混”为了报复生产队长的管教，夜里到他家的菜园子里来了个“拔苗助长”，第二天太阳一晒，这些菜全蔫巴儿了。后来从乡亲们的议论中了解到，这样做是十分伤天害理的，因为这意味着这家人从夏天到秋天都没有新鲜蔬菜吃了。
建设新农村，其落脚点毕竟还是“农村”二字。既然是农村，就有农村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把与“城市”相关都定义为“先进”或“现代”，把与农村相关的都定义为“落后”和“不现代”。到发达国家访问，去过英国和瑞典的农庄，在那里，地上照样有牛粪、马粪，好像没有人要刻意地掩盖这些“不整洁”的村容村貌。再说，那怕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70%以上，那也还有20—30%的农民，就绝对数而言，就是4—5亿人。所以，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不能为了图个什么“政绩”，就肆意地侵犯他们的利益。
可恶的是，“拔苗”运动的决策者还将“该县公务员、医生和教师”推上了第一线，更缺德的是还要他们“回原籍”去得罪他们的父老乡亲。同时，“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中也掀起整治比拼大赛，落后者将受到组织上的处理”——可以想见，这恐怕又被上纲上线到“考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
这些年，党和政府好不容易通过调整一系列的政策，才使一度非常紧张的农村干群关系趋于和谐。温县的“拔苗”运动却公然反其道而行之，这很可能使以往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当80多岁的老太太跪地哀求乡干部放过她种的豆角时，当81岁的老爷爷颤颤巍巍地将那些即将收获的豆角秧子一古脑儿地拔了个干净时，乡村干部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他们怀疑起这样“建设新农村”的动机——谁的新农村？是农民的新农村，还是领导干部的新农村？
现在有了物权法，农民的这些瓜瓜菜菜也蕴含着他们所拥有的物权。当他们的物权受到无端侵犯时，“拔苗”的决策者是应当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不管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对这些可能的“宋人”后代会给予怎样的处理，千万不要忘记一条，就是他们应该赔偿农民这一夏一秋的蔬菜损失——个人决策个人赔，集体决策参与者都要赔。动这样的手术，是为了挖除他们脑子里那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宋人”基因。
看到“拔苗”二字，就联想到成语故事“拔苗助长”。有个愚蠢的“宋人”嫌自家的庄稼长得太慢，便下田把秧苗往上拔了一截，劳作完毕，见到自家的秧苗终于比别人家的高出一截，实在是很有成就感。但是，第二天一经太阳曝晒，被拔过后根土分离的秧苗全死了。于是，这位佚名的“宋人”也就作为“愚蠢”或“不讲科学”的典型而青史留“神”。
温县新农村建设的之“拔苗”，当然也是为了“助长”。与古时“宋人”不同的是，温县的决策者要助长的不是苗苗本身，而是“整治村容村貌”的政绩和官场升迁的仕途。但是，这样“拔”出来的政绩显然也是毫无生命力的。凑巧的是，好像春秋时的宋国就在河南境内，所以怀疑温县“拔苗”运动的决策者是否遗传了2000多年前“宋人”的某些基因。如果组织部门还清醒的话，这些“领导”在官场上也就应该 Game Over 了。
“拔苗”究竟有多大危害，在农村插队时听过这样的故事，有“小混混”为了报复生产队长的管教，夜里到他家的菜园子里来了个“拔苗助长”，第二天太阳一晒，这些菜全蔫巴儿了。后来从乡亲们的议论中了解到，这样做是十分伤天害理的，因为这意味着这家人从夏天到秋天都没有新鲜蔬菜吃了。
建设新农村，其落脚点毕竟还是“农村”二字。既然是农村，就有农村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把与“城市”相关都定义为“先进”或“现代”，把与农村相关的都定义为“落后”和“不现代”。到发达国家访问，去过英国和瑞典的农庄，在那里，地上照样有牛粪、马粪，好像没有人要刻意地掩盖这些“不整洁”的村容村貌。再说，那怕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70%以上，那也还有20—30%的农民，就绝对数而言，就是4—5亿人。所以，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而不能为了图个什么“政绩”，就肆意地侵犯他们的利益。
可恶的是，“拔苗”运动的决策者还将“该县公务员、医生和教师”推上了第一线，更缺德的是还要他们“回原籍”去得罪他们的父老乡亲。同时，“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中也掀起整治比拼大赛，落后者将受到组织上的处理”——可以想见，这恐怕又被上纲上线到“考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
这些年，党和政府好不容易通过调整一系列的政策，才使一度非常紧张的农村干群关系趋于和谐。温县的“拔苗”运动却公然反其道而行之，这很可能使以往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当80多岁的老太太跪地哀求乡干部放过她种的豆角时，当81岁的老爷爷颤颤巍巍地将那些即将收获的豆角秧子一古脑儿地拔了个干净时，乡村干部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他们怀疑起这样“建设新农村”的动机——谁的新农村？是农民的新农村，还是领导干部的新农村？
现在有了物权法，农民的这些瓜瓜菜菜也蕴含着他们所拥有的物权。当他们的物权受到无端侵犯时，“拔苗”的决策者是应当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不管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对这些可能的“宋人”后代会给予怎样的处理，千万不要忘记一条，就是他们应该赔偿农民这一夏一秋的蔬菜损失——个人决策个人赔，集体决策参与者都要赔。动这样的手术，是为了挖除他们脑子里那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宋人”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