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从2003年说起。
2003年，纽约证交所工资与福利委员会与时任纽交所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格拉索签订了一份巨额的工资合同。后来这份高达1.39亿美元的巨额薪酬合同被媒体披露，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同年9月，格拉索被迫辞职。
如今，美国法院以证交所工资与福利委员会当时是在受到“误导”的情况下作出的非自愿决定及合同签订后，时任董事长的格拉索没有履行告知董事会的责任为由，追索格拉索已装进囊中的巨额薪酬。
格拉索成为了华尔街丑闻史上的又一个主角。但格拉索的丑正反应出美国社会问责机制的健全。
与美国的格拉索相比，时下中国格拉索们的生活则依旧“滋润”。
近几年来，中国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为了“与国际接轨”，纷纷大幅提高自身的薪酬和福利，但在公司业绩上却难见半点“与国际接轨”。而有的公司也产生了巨额利润，相应高管本理应得到奖赏，但如果利润来源于公司的垄断身份而非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所致时，高管报酬上的“与国际接轨”是否还是一种变相的误导呢？
“市场化”是当下中国又一场全国性革命。中国各大医院、各大院校在上世纪末相继涌进了该浪潮。如今，中国医院和院校的收费早已市场化。但不变的是，服务质量却是赤条条的非市场化。
美国的格拉索曾经误导他人的所得，如今正在太阳底下被一分一分地索回，并且其在华尔街的生涯被迫宣告结束。但中国的格拉索们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与国际接轨”、“市场化”等高尚的口号下继续“自肥”，拿着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高薪。这难道不是误导吗？其中一些人的所得不应该被追回吗?
一个机制的优劣，其评价标准不仅在于在此机制下会发生什么丑闻，还在于丑闻发生后的反应机制和问责机制。
韩国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泄露之后，韩国相关监管方立即采取了行动。黄禹锡误导了大众，最终，他自己被“误导”进了监狱。
美国的格拉索很倒霉，但中国的格拉索们之所以敢误导大众，其主要驱动力是误导大众的成本太低或根本无成本。这就间接地鼓励了他们的误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