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2007年1月发表由季北慈、黄劲豪、史蒂文·莫利森执笔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非洲-美国关系事务访华代表团报告，题为《中国在非洲日趋扩展的角色——对美国的影响》，摘要如下：
前言
背景
2006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CSIS 非洲事务部和CSIS 中国研究在自由讲座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恰逢2006年11月3-5日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此行可追溯至2005年年中，源于CSIS 的一项广泛和跨年度的计划。该计划认识的事实是，中国正处于其与非洲接触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展过程之中，而就在同时，美国政府已将其对非洲的援助承诺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并启动了数项白宫针对非洲的重大计划。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非洲都以崭新和显著的方式日益重要，从而在本质上要求各方采取长期与战略性的做法。随着中国和美国做法的进一步改进，在此历史关头，很有理由要加深理解美中双方关于针对非洲的关键政策问题的不断演变的看法，认识如何更好地处理紧张关系的要点，以及为今后美中在非洲富于成果的合作制定具体途径。
具体而言，CSIS 的中非双边项目包含以下三大目标：
1. 在不断演变的美国政策做法背景下，阐明驱动中国对非政策的动机与决策过程；
2. 进行深入的实地工作，评估在关键问题领域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和活动的程度及影响，特别集中于获取能源和其它原材料的机会问题、金融市场、农矿产品价格、人权、良好治理、公共卫生、地区稳定和维和行动，以及环保等。
3. 举办各种活动、会议和研讨会，为推进美中关于非洲的对话提供实质性内容。
为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在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共同努力之下，CSIS 访华代表团于11月29日—30日，举办了由中国关键非洲事务专家参与的两天研讨会，目的在于获得对于驱动中国对非政策的动机和官僚机制的更深入的了解，解释美国在非洲的做法的形成因素，并且探索美中有望在非洲进行合作的领域。CIIS 总部设在北京，为隶属于外交部的智囊。代表团还于12月1日对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与讨论，由必和必拓中国分公司主持，并汇集了上海各企业、外交和学术界的代表，考查中国在非洲扩大活动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
在北京和上海期间，代表团得以与来自中国政府、外交、企业和学术界等广泛领域的人士进行沟通。这些人士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现任或前任驻非洲的中国使节、中国非洲研究会会长、中海油（CNOOC）高级副总裁高志凯、来自10个不同智囊机构与政府其它部门的政策专家，还有十多位居住在中国并密切关注中非关系的主要政府与非政府专家。代表团成员名单及访华日程附在本报告附件中。
CSIS 代表团的构成非同寻常，汇集了独立的高层次专家，他们对非洲和中国有着深度经验和多领域专长：领域包括能源市场和紧缺高价值农矿产品、公共卫生、企业公平做法、人权与良好治理、以及安全和维和行动。代表团的组合提供了一幅构成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部分针对非洲政策做法的醒目画卷。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防大学资深副院长马克·贝拉米大使、领导家庭健康及公共卫生国际组织爱滋病防控中心的加纳籍医生彼得·兰普蒂、美国乐施会总裁雷·奥芬海泽、塔夫斯大学教授和非洲研究学会会长珀尔·罗宾逊、布什政府前高级官员和现任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罗恩·克雷纳、开放社会学会的尼日利亚裔英国籍高级官员阿克维·阿莫苏、基督教人道救援组织撒玛利亚福音援助国际组织副总裁肯·伊萨克斯、雪佛莱公司英籍资深政策分析员斯图亚特·布鲁克斯，以及曼彻斯特贸易公司贸易与投资专家安东尼·卡洛尔。
核心结论
在2006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崭新亮相的中国与非洲战略伙伴关系，标致着中非关系一个新的和历史性时刻。中国最高领导层积极支持中非合作论坛雄心勃勃的远见，也为广泛的非洲领导人热情地接纳。非洲48个国家与会，包括43位政府首脑。中国在非洲向前推进，为让非洲今后以显著、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获益带来了希望。论坛给全非洲带来的希望是，中国将高度关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其提高非洲在全球地位的战略方针，强化政治与市场竞争，为外部伙伴关系创造有望成功的选择，加强非洲抵御疟疾和爱滋病的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论坛上也提出了中国在未来日益面临的多种棘手的政策问题和复杂的实施挑战，需要尽早地进行周密考虑。
中国在非洲扩大的活动，对于美国在非洲和世界的利益以及美中关系产生着固然的重大影响。这些活动正值美国在非洲进行与此并行不悖的扩大投入的时期，其推动力是美国在非洲日益上升的国家利益，关系到全球传染性疾病，能源安全，反恐和全球安全，以及对良好治理的倡导。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增加了三倍的外国援助包括总统的爱滋病紧急援助计划（PEPFAR），为一项为期五年，耗资150亿美元的计划，以及千年挑战公司。后者是一项重大计划，旨在提高许多位于非洲的，有着良好治理的国家的经济绩效。美国在非洲的军事介入已大幅扩展，尤其在非洲之角，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以及几内亚湾海域。
2007年，美国首次宣布其建立分立的美国非洲作战司令部的意图。继埃塞俄比亚军队推翻伊斯兰运动对摩加迪沙的统治之后，美军在2007年初大幅增强其在索马里南部的反恐活动，打击目标是可疑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在非洲能源领域的投资，及其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而对非洲的依赖，都已稳步扩展。与此并行的是中国日益依赖于非洲石油的同样强烈的格局。在今后十年内，美国20%到25%的石油进口将依赖非洲。
中国在非洲雄心勃勃与崭新高调的作用对美国提出挑战，促其更加全面和战略地思考未来将如何与中国在非洲问题上打交道。对于美国和中国，该挑战的一部分将是尽量避免在非洲落入进行破坏性和不必要战略竞争的陷阱。为此，中美双方需要创新地，孜孜不倦地，并且仔细地进一步注重合作，并扩大美中在非洲问题上开放和高层次的交流。将需要对紧张领域更好地管理，并为双方特殊的敏感性问题找到回旋余地，而又不牺牲原则性。将需要在制定共同推进方式，以强化非洲融入全球进程方面，大大加强对非洲意见的重视。将需要在现有多边渠道中更为有条不紊地运作，尤其是非洲渠道，从而协调在减债方面的赠款国做法，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以及相关问题。也将需要认真寻求对具体美、中、非合作具有显著前景的选择，尤其在解决冲突，爱滋病，疟疾和其它传染病，非洲维和能力和良好治理等领域中的选择。
深化美中相互依赖和共享利益，至少从表面上看，有利于合作方略的进一步一致性。然而，其它强有力的因素构成反向牵制力，并带来美中在非洲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强经济与政治的竞争必然会加重关系的紧张。在双方的动机和镜鉴倾向（即强调对方的虚伪和强硬）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互猜疑。并且，存在着严重而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哲学以及制度上的分歧。要想避免冲突，只有各方政府领导人有意识地做出政治选择，并行使其政治意志，才会成为可能。
本报告余下部分详细论述CSIS 代表团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它包含对于中国在非洲做法和新兴挑战的审视，然后是针对中国在非洲做法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影响所做的简要评论。在报告的结束部分，对美、中、非在官方、商业和公民社会领域提出扼要并富有希望的选择。
中国演变中的非洲对策
形成中国目前非洲对策的关键因素
虽然中国自50年代以来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并向非洲大陆的伙伴国提供大量开发和基础设施援助，但直到2000年，北京才对非洲做为一个整体发起更全面和雄心勃勃的拉拢攻势。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进程和各项宗旨就最好地反映了这一崭新和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CSIS代表团访华后确信，以下六个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做法。
1．中国寻求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北京的全球外交政策战略及其关于不断演变的国际体系的远见全面相吻合。
非洲被视为北京促进形成“新的安全理念”的战略雄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该理念可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为全球强国，并加强与关键邻国和各地区的关系。通过其扩展性的全球做法，中国领导人寻求持续保持内部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社会内部使中国崛起带来的历史性益处合法化，并实现其更加多极化、公平和“民主”的国际体系的更长期目标。
中国的硬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使其愈加与非洲分不开。在前几十年中，政治团结和利他主义主导着中国对非洲的讨论。这些论调在今天仍然相关，但已让位给国家硬利益。按照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目前“中国需要非洲”。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来促进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其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需要其政治联盟来支持实现影响全球的抱负。
2. 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学家认为，中国的历史经历和发展模式与非洲国家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较之西方享有比较优势。
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们有意识地向其非洲同行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吸引非洲的注意力。中国从被殖民者侵犯、内部动乱和经济赤贫中走出，实现了辉煌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开发。过去20年，中国发展的成就已使两亿中国民众脱离贫困。同时，中国可以宣称它已取得扎实的政治稳定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威望。这样的描绘对非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此外，构成此番描绘基础的中国发展道路被称为是优越的、远比西方模式要有活力的替代选择。在北京看来，非洲和中国均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西方实现发展的历史经验与非洲的经历相去甚远，可借鉴的太少，而且西方经济模式并未给非洲带来多少巨大成功的范例。在北京看来，西方的发展做法过于伦理化、官僚主义、有附加条件而且沉缅于腐蚀性和短视的怀疑论中。相反，北京毫不掩饰地宣称“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地提供发展援助，并且首先强调的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3. 中国相信，与非洲友好、相互尊重和有助益的政治联系的历史，为今后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可持续的根基。
让中国尤为感到自豪的是，50年来，中国在被国际上孤立，一贫如洗并被各种内部挑战所困扰之际，谱写了与非洲建立政治团结，向其提供发展援助的篇章。做为对可追溯到1955年发展中国家万隆会议上的原则的体现，中国坚定的立场是，非洲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不干涉内部事务，和脱离殖民统治后的国家要抗争外部“欺凌”和“霸权主义”。此外，北京认为，这一段历史与美苏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的争夺而给非洲留下的政治和安全遗产相比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后者煽起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战火，并导致了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索马里总统巴里这样的腐败铁腕人物结成联盟。
中国领导人还认识到，其与非洲的关系已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外交回报。北京没有忘却，非洲在70年代初提供的支持，对于北京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北京极力靠近那些仍正式承认台湾的非洲国家，以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
4. 中国认为非洲实现发展的腾飞已指日可待。
中国分析人士颇有信心地认为，非洲已跨过一个历史的门坎，总体上朝着一个要光明得多的未来迈进——中国可在其中发挥正面和积极的作用。根据这一看法，与90年代十多个国家长期陷入冲突的黑暗时期相比，非洲已出现了一段较稳定和平静的时期。中国相关人士认识到，仍持续存在局部的冲突，需要国际社会密切介入：如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和科特迪瓦。然而，中国更普遍的对非洲的看法是和平与稳定日益上升，非洲大陆已有条件去获取发展方面的重大益处。因此，中国加大介入和扩展作用的时机已经成熟。
5. 中国决策者深信，采用以国家为主导的挺进非洲的做法，将在战略上增强北京的核心优势，并符合非洲国家所阐明的偏好。
通过官方的政府间关系行事，是北京在非洲活动的主要和十分偏好的方式。对于北京高级官员而言，中非关系的下一个三年期，将几乎完全由围绕峰会宣言中阐明的八项核心政策计划而制定的综合行动计划来指导。行动计划是中国和非洲同行之间经过多年官方对话、数次政府计划代表团互访和外交报告的结晶。同样，中国就其非洲政策与第三方的接触——如美中高级领导人对话及其关于非洲的主题对话——严格局限于官方渠道，并且今后也会如此。
对北京而言，这样的做法能发挥其优势。由于其非洲政策不因国内选民和利益集团而变得复杂，因此可更快更果断地采取行动。国有或受国家影响的企业主导着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从而使北京官方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中又胜出一筹。中国缺乏发育良好的、独立的商业和公民社会部门，致使目前完全由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负责推进其憧憬的实现。
6．决策者认为，在非洲事务上与第三方接触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应慎重、缓慢并充分保留意见。
从原则上说，中国对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在非洲进行合作持开放态度。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对CSIS 代表团的开场致辞中，重申了就与美国进行协作持开放态度，这种态度与其保持美中非洲战略问题对话的承诺相一致。中方与会者表示重视吸取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关于非洲的知识和专长，其中包括与非洲公民社会、企业伙伴和地区组织的接触。
然而，中国依然对美国讨论其在非洲的做法，包括所建议的协作，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敏感。这反映了北京继续对它所认为的美国霸权感到忧虑，以及担心华盛顿的长期意图在于挫败或遏制中国全面成为全球强国的雄心。它根植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豪，对无所不在的美国力量、影响力及其在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说教表示不屑。最近与此情绪最直接相关的是2005年中海油（CNOOC）竞购美国尤尼科能源公司遭遇失败。中国分析人士一再指出，这证明了美国决意要阻止中国一家全球能源企业的崛起，这件事的后果直接促使中国当局加大在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力度。
中国在非洲扩展的影响和2006 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近几年来，中国本着以上六大因素保持势头并汲取信心，通过与非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近年来十分频繁的交流来扩大其影响。这些活动显然证实了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利益，也清晰表明非洲大陆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不断上升的政治地位正在形成的重要性。
中国高级官员为了提高高层访问的频率，目前已建立了在每年新年伊始，先对非洲做一次重大官方访问的外交惯例。2007年，外长李肇星于1月1日开始访问非洲七国，这些国家是：贝宁、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乍得、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博茨瓦纳。中国在2006年1月首次发表了官方关于中非关系的白皮书，随后，在中国与非洲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和外长李肇星在当年上半年访问了非洲十多个国家。在每次高调访问中，中国官员不断强调与非洲的共同立场和表达中国在维和、立法部门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医药与卫生、司法合作和农业经营等领域加强对话的愿望。
几年来，中国还保证对非洲商品给予免征关税待遇，促进非洲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多样化。北京已探索增加在非洲投资的途径。据世界银行2007年出版的《非洲的丝绸之路: 中国和印度的新经济边疆》一书说，截止到200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近24个国家的55个项目累计承诺提供八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此外，2000年，中国同意减免非洲31个国家12亿美元的债务。在2003年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北京承诺再为非洲国家注销7.5亿美元的债务。这项世行研究进而估计，截止到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仅就基础设施开发一项，就向非洲提供了总计为125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尼日利亚、苏丹和津巴布韦。
在能源领域，中国从非洲（主要是安哥拉、苏丹、尼日利亚和赤道几内亚）进口的石油继续增加，目前占从外部进口石油总额的30%，占中国能源需求总量的4%至5%。2006年1月，中国首次发表了其非洲政策白皮书，其中要求中资企业与非洲国家合作“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资源”。非洲占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8%，其中近四分之三位于西非。在今后十年中，近海石油新发现将集中在西非的几内亚湾，每四桶进入世界市场的新石油中，就有一桶来自那里。与其西方同行一样，中国石油公司尤其对这批含硫量低的原油感兴趣，并正在大力着手兴建输油管道，炼油厂，并取得勘探权。自2003年以来，安哥拉一直是非洲向中国售油的主要供应商。2006年，安哥拉占中国从非洲石油进口的50%，超过沙特成为中国主要外部石油供应商。
最近几年中，北京大幅扩大了文化教育交流。预计到2020年有1亿中国游客，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将非洲宣传为旅游去处，并批准了非洲二十多个国家为官方认可的旅游目的地。2005年，有11万中国游客访问了非洲，比2004年人数翻了一番。此外，为促进教育交流，最近在肯尼亚、卢旺达和南非建立了三所孔子学院。这些学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与非洲的大学结为伙伴，为非洲学生提供中文和文化课程。中国教育部估算，有8000名以上的非洲学生正在学习中文。随着感兴趣的学生人数增加，在不远的将来，预计将再启动五家孔子学院。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进一步扩展其在非洲的活动。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其热度、规模和雄心都超过了头两届——2002年在北京，200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
中国领导层动用了大量努力和特权确保11月峰会的成功。从各界报道来看，非洲领导人热情接纳了北京提出的前景和机会。峰会出台的主要文件，《北京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2007-2009年）》，展示出在几大领域的合作（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国际事务合作和社会发展合作），以及中国扩大在非洲活动规模的宏伟目标。
在行动计划提出的诸多保证中，中国承诺：
·派遣100位高级农业专家到非洲，建立10个农业示范场地；
·建立中非发展基金，逐渐达到50亿美元，以支持“成功和声誉
佳”的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
·将从最不发达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出口到中国，享受
零关税待遇的商品从190种增加到440种；
·到2009年将发展援助翻一番；
·在今后三年中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
出口买方优惠信贷；
·取消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重债穷国（HIPCs）和最不发达国家
（LDCs）2005年底到期的无息政府贷款；
·在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国家培训15,000名专业人员；
·成立100所农村学校，将非洲领奖学金的学生人数翻番至4000名；
·建立10家医院和30家抗疟疾诊所，并提供三亿元人民币
（约3750万美元），用来购买抗疟疾药品；
·在今后三年中，派遣300位中国青年到非洲，以中国青年志愿者援
助非洲计划的名义，支持教育、农业、体育和与卫生相关的项
目。
中国在非洲紧迫的挑战
在将其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的远见转化为可持续现实方面，北京面临一些难以对付的挑战。CSIS代表团辨别出九大核心挑战。
1. 中国将需要不间断地克服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偏见的障碍。
中文在非洲并非广泛使用，为了最为有效率地工作，中国的外交官、商人、技术人员、医生、维和人员，以及其他“文化大使”，必须掌握在非洲普遍使用的语言，如英语和法语。同样，未来在非洲的活动将需要更多考虑到非洲社会特有的宗教信仰，并建立起目前尚为缺乏的官方做法，与宗教领袖进行接触。宗教组织，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都提供广泛和正在扩大的社会服务，尤其在教育和卫生领域。他们有与非洲以外同事的庞大联络网，并在公众辩论的课题方面代表民意。在全球基督教社会中，就人数和参与率而言，非洲的新教和天主教发展最快。非洲的三亿穆斯林教徒形成高度复杂、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社会。
2. 尽管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呼吁加强非洲和中国媒体间交流，并为双方在对方国安置常驻记者做出安排，但迄今中国媒体和大众文化只有限地进入非洲市场。中国的政策咨询和智囊界对非洲的知识与专长甚少，并缺乏最新和实地的经验。
随着与非洲关系的深化和更加复杂化，中国将需要比现在更加细微地理解其关键非洲伙伴国家的新情况。中国院校学者和智囊专家们不能定期或有充分机会访问非洲和进行实地研究。
3. 演变中的非洲大众观点，即“非洲街头巷尾”，目前未被系统地纳入北京的思维。相反，能看到的只是几处对局部挑战有针对和策略性的片面反应（例如，迫于南非政府、贸易联盟和媒体的强大压力，2006年在南非实施自愿纺织品配额）。
4. 中国的做法，既不熟悉也不具能力与非洲非政府团体打交道，这些团体正在兴起，且愈加畅所欲言并具影响力。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非洲政治环境的自由化，雨后春笋般的草根团体突然束缚减少，开始遍地开花。随着90年代的向前推进，人们开始注意到它们在多个领域中的专长：如选举准备与监督、独立媒体、倡导经济改革、人权、保护弱势人口、支持女权等等。到90年代末，做为任何国家决策民意调查的重要伙伴，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许多国家中立稳脚根。的确，非政府组织开始培育明智的改革人士，为政府的改革举措服务，并在加纳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中，成为《非洲发展新伙伴》(NEPAD）同伴考核过程的核心。
5． 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府政策，并不断将其付诸实施将是困难的，并且，随时间推移，还可能会与中国不断加深的利益相冲突。
随其国家和企业利益在非洲的深化，北京将日益面临的压力是，要与不动摇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和绝对尊重主权的政策背道而驰，而支持实用的调整和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已有证据表明，针对非洲政策的目标和实施，以及关于中国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其与非洲愈加复杂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政府圈内已存在政策争议。
中国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环境中，将日益面临严重的结构性腐败，缺乏法律和秩序，暴力，劫持人质，以及对私有能源和其它局部利益进行有目标的打击。同时，中国将面对来自非洲和外部的指责，要求其在对安哥拉，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进行的援助和企业做法上更加负责任与透明。对于像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骇人的人道危机，中国将不断受到压力，要其对人道主义干预进行支持。
6． 中国日益受到的压力是如何对正在出台的对非政策以及对非长期策略进行内部协调和策略落实指导。
究竟谁在负责调解商务部、外交部、半自主能源和采矿企业，大型基建公司和其它重要的国内角色的利益，目前还不甚明朗。不同的政府角色在非洲政策问题上将不同的关注和优势，以及确保利益在中国国内实现的能力，带入辩论。例如，那些日趋市场化的中国企业——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国有股东——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国际业务的盈利情况。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追逐利润使更广义的中国政府对非政策变得复杂化或相互矛盾时，这些企业如何行事，还是不清楚的。与其相关的是，中国将面临压力来调和非洲国家的需求和更好地处理非洲政府的期望值。现阶段尚不清晰的是如何将来自非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和预期分出轻重缓急。非洲的显赫人物正施压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真正的中非联合实施委员会，但2006年底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7. 在诸多有争议的做法中，中国海外企业界构成与行贿和生产假冒产品相关的特殊“声誉风险”。
外交部目前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管理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对大型国企施加影响并对其做法进行指导。对于今天活跃在非洲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家，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
8. 压力将增大，要求中国在正在进行的国际援助与中国在非洲的赠款活动之间，尤其是债务方面，更好地进行协调。
目前，尚没有中国各部委与在非洲进行深度投资的国际和双边赠款人，或参与北京发起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的非洲国家之间进行系统的信息分享。也尚未为融和援助以及避免重复劳动而在广泛的国际一级或国家一级的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机制。中国的做法不考虑它的努力如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采矿业透明度计划”（EITI）之间发生关联。日益加重的忧虑是，中国的贷款做法损害到在过去十年中与非洲国家和地区机构合作共同制定的减债战略，这些战略已使非洲的债务负担大幅减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贷款做法可能会助长非洲不可维继的债务负担迅速地再现。
中国官员一再坚持，它给非洲国家的贷款将不附带任何具体前提条件。2006年，中国为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承诺了81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信贷机构之一的国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其年贷款额为150亿美元——争论说，它的贷款和信贷已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一系列带来积极社会和经济回报的关键项目”。
2006年10月，对于非洲许多最贫穷国家可能会因中国的银行无条件贷款而面临大批新债务，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表示不安。华盛顿尤其担忧的是，非洲的借贷格局，及其可能给重债穷国减债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尼日利亚310亿美元减债方案所带来的影响。该方案由八国集团2005年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形成。最激烈的指责是2006年9月美国财政部称中国为“无赖债权人”，正在实行“机会主义贷款”。
9. 北京将面临更多压力，要求其在非洲问题上更好地处理与其最重要的双边合作伙伴美国的关系。
于2005年底启动的美中非洲地区主题对话，达成了制定协作项目的初步协议。然而，自那以后，却迟迟没有取得进展。同时，美国遭受更大的压力，要求其就中国在非洲的一些所作所为与中国对质，最主要问题有达尔富尔、债务、能源竞争、商业做法，以及与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声名狼藉的国家的关系。随着最近美国国会控制权的转移，对中美关系性质进行批判性审议的兴趣大幅提高。一些倡导运动，如“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继续力推对中国进行新的制裁，做为一种手段来获得更多合作，促使形成在达尔富尔的联合国—非盟联合性维和行动。
对美国的影响
像中国一样，美国正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都大的扩大在非洲活动的时期。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非洲提供的海外援助增加到原先的三倍以上。白宫启动了多项侧重于非洲的标致性计划：为期五年，耗资150亿美元的“总统救助爱滋病紧急计划”（PEPFAR）、“美国消除疟疾计划”和“千年挑战合作计划”。后者为治理良好和经济表现出色的国家提供大量新的援助，用以加快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在非洲的活动稳步上升，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年度双向贸易在2005年达到606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6.7%。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已大幅扩大了军事介入：启动了泛撒哈拉反恐计划；目前正制定几内亚湾海运计划，还有雄心勃勃的非洲之角反恐规划。预计未来15年将在吉布提设立非洲之角-联合特谴部队（CJTF-HOA）。继埃塞俄比亚在2006年12月底对索马里实施军事干预，推翻伊斯兰法院政府后，美国于2007年1月初直接进行介入，对在逃涉嫌运载“硬目标”的恐怖分子的车队发动袭击。这些恐怖分子与1998年8月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及 2002年11月在肯尼亚蒙巴萨袭击以色列游客有关。
截至目前，美国和中国都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扩大各自在非洲的影响和投资，几乎没有系统性或实质性地考虑到对方。美国一些智囊机构的初步研究以及媒体的多篇报道，引发了对中非关系的关注，这些研究和报道经常局限于令人忧虑和苛薄之言。2005年，美国和中国确实在原则上认可在美中战略对话框架内举行美中非洲地区对话，但此后在将实质内容列入此项承诺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那么，对于不断演变的美中关系的性质，以及美国和中国并行不悖地在非洲大幅扩大活动对美国的影响，可做何进一步解读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想避免美中在非洲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并有效地寻求富有成效协作的机会，美国需要采纳更有战略性的做法。广义而言，美国和中国在寻求更具协作和建设性双边关系中有着一系列共同的利益，因此可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建立战略性的方略。两国关系处于相对稳定和建设性对话时期，从而为在扩大两国共同立场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提供了机遇。显而易见，双方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以能确保双边经济利益得以继续的方式来运作两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中有着共同的利益。此外，最近的经历已证实，两国通过合作和健康的竞争，而非通过对立，来应对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胜数要大得多。这些挑战从阻止伊朗和北韩的核野心到确保能源供给，到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都有。
这种正在深化的相互依存也突出表明美国需要以战略远见处理中非关系，认识到美国在一个领域采取的行动，可能对另一领域产生不经意和潜在负面的影响。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公司遭遇失败，就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决策圈广泛相信这是美国执意要阻止一家中国全球能源企业崛起，因而促使他们加快与非洲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在其非洲做法中越来越能够部署资源并做出决定，对美国在其它地方的行动触及人们主观认为的中国全球利益时做出反应。美国应假定今后还会有更多这类无法预见的意外，但应尽可能加以避免。
然而，对任何做法不可或缺的预期是，抛开美中关系如何不谈，非洲的发展将不断地检验美国和中国的做法和双方展开协作的决心。这是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机构疲弱，冲突频发，经济相对脆弱。同样重要的是预期双方间持续存在的哲学观、意识形态和程序的不同、彼此间的猜疑和误解以及竞争。这些将导致紧张，使美中两国在非洲利益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风险持续存在。因此，特别需要预期针对非洲各种做法中的出现的摩擦点并预先加以管理：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如达尔富尔地区这样的危机案例、敏感的援助问题，如债务和协调赠款国各项做法和获得能源资源的机会等。
对美国而言，针对中非关系采用这一战略性和预期性的做法，将要求通过加大开放性，在多边渠道中接触中国，如联合国、国际主要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像非盟这样基于非洲的多边机构。建立共识的缓慢，加上为此投入艰苦的外交努力会使人烦恼有加，但通过增进了解中国的各项政策和倾向，并促进中国做出更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回应，将带来长期的回报。
更具体地说，可通过有意识地侧重于在非洲的强有力和共同的利益来增强战略做法。在非洲的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美国和中国已就爱滋病、疟疾和禽流感各自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双方都从政策层面上来更好地解决基础设施能力和卫生工作人员短缺问题。
在解决冲突、维和能力和非洲反恐问题上，双方的理念和做法呈现很大的趋同。虽然双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最近双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悄悄调合关于苏丹问题的外交做法，已取得进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制定非洲维和行动方面分享决策权，该维和行动占全球范围维和行动的65%。双方都对为非洲维和能力投资表现出愈加浓厚的兴趣。在涉及基地组织对非洲构成威胁问题上，双方在观点和做法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例如，今后几内亚湾海事安全如果得到改善，将的确使中国和美国的能源安全都同样获益。同时，美国大张旗鼓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主张，将需要因北京一贯坚持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而降温。
在确保非洲长期内实现可预测和稳定的治理、使非洲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拓展贸易能力和减轻贫困方面，也存在同样固然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衡量今后岁月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是，美国和中国能否在非洲展开一系列具体的协作，这些协作将产生新的现实，展示共同利益的范围，促进非洲福祉和防范加剧紧张和导致损害性冲突的冲动之举。
最后，由于美国在全球其它地区有着急迫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考虑，并且已经在非洲实施几项重大和正在增加的外交、人道、开发和安全方面的计划，因此存在的风险是，美国决策者不愿意或无法就中国扩大在非洲活动给予所需的优先关注和投入政策精力。这样做会是一个错误。各种机会和利益现在都表明，应该更加准确地评估中国针对非洲的做法、更加有效地接触中国和努力在非洲形成对非洲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益的结果。
第四章：展望未来
今后的政策选择
以下篇幅就美国-中国-非洲在官方、商业和公民社会领域展开协作提供了几项扼要和富有前景的选择。这些建议涵盖四个部分的做法，即多边、政府间、商业和公民社会层次。
多边层次
·高度重视多边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各工作机构、非盟和非洲地区机构——做为重要机制来就美-中-非洲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展开协作而获得中国的支持。
鉴于北京坚持“不干涉”和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它将仍然不愿意在地区或国际共识达成的使命以外，采取行动解决各国内部发生的人道或政治危机。
然而，如果形成由联合国或非盟通过的国际共识，北京将会更加支持潜在的干预，同时仍然不事声张。
就良好治理和人权问题而言，中国和美国都认同已由非盟通过的原则，这将是富有前景的做法。这些原则包括于1986年10月生效的非盟人类和人权宪章和非盟的创立法规。
华盛顿应进一步鼓励中国参与多边赠款人在国际和受援国一级举行的关于非洲的讨论，以更好地在赠款人现有活动与中国扩大的活动之间进行协调。不应当仅仅由美国来呼吁中国参与这些活动，还应由联合国赠款机构、赠款国和通过非洲与北京的多边和双边渠道提出呼吁。
·鼓励中国、美国和其它赠款国之间更深入接触。
例如，债务可持续问题可能是这些伙伴可在非洲朝更紧密协作迈进的一个领域。
尽管仍存在差距，但让中国的援助与国际赠款人的贷款做法相融合的必要性已经呈现。北京似乎意识到其贷款做法的长期后果。在最近公布的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中国同意“积极参与用于非洲国家战后重建、人道救助和扶贫的双边和多边援助计划”。2006年底，世界银行与中国官员举行了直接会谈。2006年12月，美国商务部长鲍尔森率领由内阁部长和美国其他高级决策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首次经济战略对话会议，债务可持续也被列入讨论议程。对话主要目标之一，是在现有各机制之下就开发援助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增进双边的合作。
华盛顿通过双边和诸如经合发组织与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努力接触中国，这是一个促进负责任地贷款的首要步骤，并帮助确保非洲国家从有协调的援助和减债进程中获益，同时避免积累无法维继的新债。
中国和其它国际赠款人就各扶贫规划展开协调，也有助于避免重复劳动，并确保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鼓励八国集团在2007年德国峰会上让中国参与到与八国集团利益切身相关的非洲开发议题中。
中国高级官员定期被邀出席八国集团峰会，2007年，他们将得以扩展正在进行中的各种计划，这些计划旨在提高医疗能力，来抗击爱滋病、疟疾和结核病，改革全球贸易机制、促进更高透明度和建立非洲维和能力。
·鼓励中国加入采矿行业提高透明度计划（EITI）。
EITI 是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03年，常设国际秘书处位于挪威奥斯陆，据其网站介绍，该组织“旨在确保采矿业的营收为可持续发展和扶贫做出贡献”。全球资源丰盛的20多个国家——包括非洲的14个国家1——支持或积极实施EITI 的原则和指南，EITI 得到另外几十个国家的政府、从事采矿业的跨国企业、行业协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主要机构投资者的支持。迄今为止，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没有参与EITI。随着中国能源和其它天然资源开采企业日益扩展在非洲的存在，促使他们参与EITI 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做为支持国的身份参与，它将与美国、欧洲、墨西哥和其它投资国一起努力，确保产能国提高能源投资创造的收入透明度的提高。中国的参与将为讨论提高能源行业收入的透明度问题提供一个平台，使中国了解非洲许多产能国打击能源领域腐败的愿望，促使中国支持国际上为增强全球能源安全和中国自身利益所做的努力。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之下，中国及其非洲伙伴国应建立常设秘书处或其它高层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实施其正在深化的伙伴关系。
非洲几位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有强烈意愿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前进方向和中国为满足非洲日益增加的需求提供援助的水平和性质，发表更多的看法。北京将从这样一种安排中获益，尤其是它帮助确立其在非洲雄心勃勃的援助目标的轻重缓急和侧重点，通过定期地与非洲同行们的磋商，帮助使中国的政策合法化。正式设立秘书处或类似的机构也将使诸如国际贷款机构或双边赠款人这样的第三方发挥适宜的参与作用，来提议或协调非洲的各项协作性活动。
双边政府关系
·加快形成关于美中在非洲进行合作的更有实质性的议程，并认知固有的局限性。
在美中高级领导人对话框架内，进行非洲主题对话意味着原则上同意就非洲及在非洲的协作性活动举行定期磋商。对2006年11月公布的中非合作论坛三年行动计划的讨论和澄清，可构成主题对话讨论的中心出发点。有关非洲的问题和讨论也可融入由美国财长鲍尔森新近主导发起的经济战略对话进程。
然而，既便提出更具实质性的议程，北京和华盛顿也会感到难以在非洲实施严格的双边计划。需要在非洲启动具体和实地的合作性计划与在多边框架中此举的益处之间进行权衡，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运行的多边框架。
·增进目前进行中的双边磋商，解决迫在眉睫和正在出现的各项挑战。
需要立即关注非洲之角日趋动荡的局势，尤其是涉及横跨非洲之角海岸线岛国的情况：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乍得。也应促进磋商和形成联合解决方案，以应对尼日尔三角洲、安哥拉、津巴布韦、尼日利亚正在出现的安全和政治挑战，以及沿非洲东海岸能源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的安全问题。
·中国增加与其它关键角色，包括非盟、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就对非洲增加军队以及军队间合作的磋商。
中国和其它关键角色正考虑扩大他们的军队在协助应对非洲许多地方的安全挑战中的作用。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大幅度增加其维和力量，目前是为联合国维和部队贡献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有1600名以上的军人、警察和军事观察员执行11项使命。目前，在联合国的非洲7项维和使命中，中国维和部队参与了其中的六项。随着国际社会考虑扩大在诸如苏丹达富尔这些地区的存在，和其它地区可能需要联合国增加维和力量，美国，中国和非盟及其它相关各方将需要为此相应加强磋商。做为美国日益担忧非洲的稳定、国家崩溃和恐怖主义的体现，美军即将成立新的非洲司令部这一考虑的原委，将构成美国和中国讨论非洲大陆安全问题的一个起始点。
·就非洲的医疗和教育相关的问题加强协作。
美国和中国已就解决全球卫生领域的一系列首要问题展开双边合作。也许可在美中高级领导人对话或美中经济战略对话框架内扩展这一双边合作，进行更全面的磋商并就与全球卫生，尤其有关非洲的相关问题协调活动。双方共同关注的非洲卫生问题包括抗击爱滋病、为抵御疟疾做出更大贡献和阻止结核病的传播。中美专家还可以携手为非洲避免暴发SARS、禽流感和类似致命疾病提供防控和其它技术咨询。中国建造的医疗设施完工后，可与美国提供医学和科学技术援助和培训联手。中国有关部门敦促美国和西方开发援助计划加大使用中国传统抗疟疾药品青蒿素。
双边合作的另一有前景领域在于联合制定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规划。两国政府可携手将资源重点投放到教育和培训规划上，着重于工商管理、良好的企业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
商业、经济和贸易活动
·预期中国将与非洲和美国建立三边商业伙伴关系。
中国一些大企业正寻求与已在非洲运作的公司合作，包括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和其它类型的企业间伙伴关系。采矿业特别有可能建立这样的安排。
·鼓励中国在非洲建立公共-私人伙伴关系。
随着中国企业更深地介入到非洲，他们将需要探索建立公共-私人企业伙伴关系，做为回馈社会和避免潜在名誉受损的手段。应鼓励中国商人参与活跃在非洲各个城市的地方商业组织，更好地了解企业之间以及企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寻求促进贸易和出口的合作。
在贸易能力开发领域，美中合作可产生特殊的合力效应。美国已大幅度增加对非洲的贸易能力开发援助。布什政府已承诺在今后三年将全球范围的贸易能力开发援助金额增加一倍，达到27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将投放到非洲。联同贸易能力开发援助，布什政府已将投资于贸易能力基础设施做为其千年挑战合作赠款计划的一个关键特色。做为美中就非洲展开讨论的一个部分，美方可说明贸易能力开发如何与非洲地区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南部非洲开发共同体（SAD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UEMOA）——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寻找三边途径与非洲国家当局一起，确保美国和中国大幅增加的开发和贸易援助是互补性的。例如，美国为提高非洲国家海关当局行政和管理实践所提供的技术援助，可对中国投资建设海港和机场基础设施或农产品存储设施构成补充。
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
·促进中国、非洲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
迄今为止，中国扩展在非洲活动尚未接触非洲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在非洲运作的当地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一同工作，将被证明是获得当地政府更好理解和准确判断当地社会对中国扩展活动的反应的有效手段，。政府、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应考虑如何使中国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其非洲同行建立联系。这样的互动将包括由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就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进行交流，观摩基层选举，通过合作性活动来支持保护环境或提高工人的安全以及与良好治理、宗教活动、社区卫生、妇女和女童权益相关的其它公民社会活动。
·促进美国和中国的非洲学者之间的互动。
在加深中国学术界对当代非洲的了解方面，可做的事情很多。关注国际关系的慈善机构应考虑资助中国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到美国和欧洲以及非洲从事研究、讲学和其它研究和培训活动。这将类似于福特基金会在90年代实施的项目，该项目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著名的美国大学里认真从事研究生水平的非洲问题研究。另一选择是通过提供少量的资助，来促进中国学者参加主要的学术会议，如大学兴办的各种大会或非洲研究学会年会，或为由美国、中国和非洲学者参与的联合研究项目提供支持。考虑到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利益的上升，现在将是建议实施这种联合教育规划的时机。（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