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频频在媒体上呼吁，要对企业实施“减税让利”。什么“降低房价需要减税让利”，什么“减税让利是防止通胀的良方”，什么“面对涨价压力，减税是明智选择”；更有甚者，“呼唤一个加薪减税时代的到来”。完全把对企业的“减税让利”当成减轻老百姓“痛苦指数”、增加“幸福指数”的灵丹妙药，令人一脸茫然。
中国企业的税负真的很重吗？
其实，关于中国企业税负这个问题，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曾作过专题讨论。当时，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们普遍认为目前税负偏重，直接论据是税收增幅远高于GDP增幅，企业不仅缴纳17%的增值税，还有消费税、33%的所得税等等。但有关财税专家指出，由于中国税收与GDP的统计口径有差异，加之税收结构的差异，使得税收增幅远大于GDP增幅，但不意味着税负较重。
从税收结构看，目前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制造业）及第三产业（服务业）。2005年来源于国内工业企业工业增值额的增幅约20%，营业税的增幅约18%，显示税收增幅与企业的增长是相吻合的。此外，外贸口径的差异也导致GDP与税收增幅差异较大。这是由于外贸对GDP的贡献是按进出口净值，而税收则在进出口两道环节都征收（出口退税是采取财政退库办法进行），也导致税收增幅远远高于GDP增幅。
至于17%的增值税是否偏重，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认为，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重。他解释称，17%的税率是针对增值部分征收，如果分摊到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也就相当于3-4%的税率，接近国际税负水平。财政部研究所税收专家孙钢认为，“如果问企业税负重不重，答案永远是重的，关键是税负是否合理与公平，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利。”
的确，为了使税负更加公平合理，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从2005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试点；2006年取消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从2008年1月1日起，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长达20多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均的“分制”时代画上句号……有专家估计，仅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全面转型及“两税合一”，两者合计可能会使中国政府财政减收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过度地减税让利扰乱经济秩序
税收是经济的一张睛雨表。近几年，中国政府正是较好地利用了这张睛雨表，使得宏观调控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是勿容置疑的。中国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时，也应该称得上是比较稳妥和务实的。比如说，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高新科技、社会福利、农副产品及生产资料生产加工等行业），已经出台了不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政策还在制订当中。如果相关企业克扣工人工资，那应该是以违反《劳动法》、劳动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等规定论处，而不应该迁怒国家税收。
政府向企业征税同样是依法行事。然而，我们却居然还有人把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矛头指向政府，说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征的税太重了。公开叫嚷“要取消跟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包括开发过程当中、交易过程当中的税收。”并鼓吹什么：“只要拿出大动作，将一部分税费取消或降低，房价自然会降下来。”这是哪里的逻辑？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开发商建造的高价房、豪华住宅的。中国政府向贪图暴利最大的行业以及富人征税，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过度地减免税收，国家就不能集中足够的财力，从而削弱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功能，造成贫富不均，这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还有人提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具备了减税让利的条件。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要知道，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是有许多“政策性因素”起了作用的。当前，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气候下，受能源、土地和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制约，财政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另外，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求财政兜底的事项也越来越很多。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因政府职能“越位”造成的财政负担一时减不下来，许多方面还需要财政及时“补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耗了不少的增长的财力。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快速发展经济，中国政府曾大力推行“减税让利”，最终导致的财政赤字，在不能全部向银行透支解决的情况下，于1981年开始启用已放弃20多年的债务融资手段，并连续运用至今。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新台阶，财政政策也从“积极”走向“稳健”，国债发行规模也在逐年压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不能不切实际、盲目地重踏“减税让利”覆辙。要知道，在全国财政收入规模逼近5万亿元的同时，中央政府还有2450亿元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包括显性和隐性的赤字）到底有多大？恐怕没人能说个明白。据调查，全国仅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如此严峻的形势，也更由不得我们随意“减税让利”。
中国企业的税负真的很重吗？
其实，关于中国企业税负这个问题，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曾作过专题讨论。当时，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们普遍认为目前税负偏重，直接论据是税收增幅远高于GDP增幅，企业不仅缴纳17%的增值税，还有消费税、33%的所得税等等。但有关财税专家指出，由于中国税收与GDP的统计口径有差异，加之税收结构的差异，使得税收增幅远大于GDP增幅，但不意味着税负较重。
从税收结构看，目前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制造业）及第三产业（服务业）。2005年来源于国内工业企业工业增值额的增幅约20%，营业税的增幅约18%，显示税收增幅与企业的增长是相吻合的。此外，外贸口径的差异也导致GDP与税收增幅差异较大。这是由于外贸对GDP的贡献是按进出口净值，而税收则在进出口两道环节都征收（出口退税是采取财政退库办法进行），也导致税收增幅远远高于GDP增幅。
至于17%的增值税是否偏重，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认为，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重。他解释称，17%的税率是针对增值部分征收，如果分摊到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也就相当于3-4%的税率，接近国际税负水平。财政部研究所税收专家孙钢认为，“如果问企业税负重不重，答案永远是重的，关键是税负是否合理与公平，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利。”
的确，为了使税负更加公平合理，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从2005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试点；2006年取消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从2008年1月1日起，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长达20多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均的“分制”时代画上句号……有专家估计，仅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全面转型及“两税合一”，两者合计可能会使中国政府财政减收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过度地减税让利扰乱经济秩序
税收是经济的一张睛雨表。近几年，中国政府正是较好地利用了这张睛雨表，使得宏观调控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是勿容置疑的。中国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时，也应该称得上是比较稳妥和务实的。比如说，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高新科技、社会福利、农副产品及生产资料生产加工等行业），已经出台了不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政策还在制订当中。如果相关企业克扣工人工资，那应该是以违反《劳动法》、劳动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等规定论处，而不应该迁怒国家税收。
政府向企业征税同样是依法行事。然而，我们却居然还有人把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矛头指向政府，说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征的税太重了。公开叫嚷“要取消跟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包括开发过程当中、交易过程当中的税收。”并鼓吹什么：“只要拿出大动作，将一部分税费取消或降低，房价自然会降下来。”这是哪里的逻辑？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开发商建造的高价房、豪华住宅的。中国政府向贪图暴利最大的行业以及富人征税，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如果过度地减免税收，国家就不能集中足够的财力，从而削弱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功能，造成贫富不均，这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还有人提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具备了减税让利的条件。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要知道，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是有许多“政策性因素”起了作用的。当前，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气候下，受能源、土地和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制约，财政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另外，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求财政兜底的事项也越来越很多。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因政府职能“越位”造成的财政负担一时减不下来，许多方面还需要财政及时“补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耗了不少的增长的财力。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快速发展经济，中国政府曾大力推行“减税让利”，最终导致的财政赤字，在不能全部向银行透支解决的情况下，于1981年开始启用已放弃20多年的债务融资手段，并连续运用至今。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新台阶，财政政策也从“积极”走向“稳健”，国债发行规模也在逐年压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不能不切实际、盲目地重踏“减税让利”覆辙。要知道，在全国财政收入规模逼近5万亿元的同时，中央政府还有2450亿元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包括显性和隐性的赤字）到底有多大？恐怕没人能说个明白。据调查，全国仅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如此严峻的形势，也更由不得我们随意“减税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