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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讲政治，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当江泽民同志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讲政治”思想的深刻内涵还是未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刻理会，尤其没有被算经济账见长的主流经济学家认识到。
讲政治，就是讲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敏锐性，就是一事当前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解决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时常提出惊世骇俗之见，令普通人大为不解，甚至激起人们的愤怒情绪。在报刊舆论领域，常常成为时评作者抨击批评的主要对象。对此，主流经济学家深感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是什么因素造成主流经学家在公众舆论中成为众矢之的？愚见以为，不讲政治，或者干脆说政治言论反动（此反动乃反历史潮流而动，非文革之反动的含义），是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或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喜欢算经济账，银行改制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离退休人员每人增加一级工资，需要多少财政支出？国家体制转型可能付出的最大经济成本是多少？一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几何，每人交学费若干，尚存的经济缺口有多大。一事当前，首算经济账，对于长久生活于计划经济时代，惯于算政治账的中国人来说，确是需要强调的重要方面。但是，对于一心追求GDP增长，视经济发展为社会唯一发展的落后观念统治中国近30年的今天，这一习惯思维又显得过于片面乃至错误了。
如果说企业经营管理等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可以仅仅计算经济账的话，那么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与转型，与经济体制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化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则不仅不能只算经济账，而且还必须扔弃经济的目标与尺度，代之以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目标与尺度。对于许多事物的判断，经济的眼光不但狭隘，而且极端错误。经济学家因为固有的学科偏见，往往对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社会价值与社会目标缺乏认知与重视，以至于常常说一些从这些价值角度出发十分幼稚、荒谬甚至混账的话，引起人们的误解与非议，实在难以避免。
当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民主监督体制日益不相适应，由此带来的腐败滋生与蔓延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面对腐败蔓延的严峻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断然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成效如何，反腐败工作进展的怎样，看成党的事业是否前程无量，党的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大事。可是，与多数人的感觉认识不同，我们主流经济学家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引进了一套理论观念，竟然得出结论说：腐败是次优选择。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和不满，虽然经济学家可能辩解说：我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研究腐败的作用，其结论自然与政治角度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腐败问题的观念，往轻里说是迂腐，往重里说是反动。当腐败问题成了党和政府的心头之患，腐败分子成了众矢之的今天，说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次优选择，显然是不识时务、不讲政治原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主流经济学家是名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对公众和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是大学校长、人大或政协委员，是国家体制改革机构的研究人员，而当下中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同社会一般咨询机构及其人员大不相同。政府研究机构人员的态度、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府的态度和观念。主流经学家认识对这一点缺乏起码的认识。当人们对一些干部大吃大喝，公车私用，依靠行政管制设租寻租，深感愤慨，希望党和政府重拳出击，改革公车制度，严格规范干部行为，严格新旧制度转换的秩序和纪律，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任意干涉的时候，谁会想到，身为大学高官又兼政府智囊的经济学界明星，竟会在此时提出“干部阶层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最严重的阶层”这样一个与民众感觉大相径庭、与客观事实明显相违的荒谬结论。虽然改革之后在经济上，干部不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阶层。因为开放和生活的自由化，人民民主权力的扩大，各级官员对普通百姓的控制权以及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权亦大大减少。但是，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随着企业改制出现的拍卖、出租、出售等现象的增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既有的行政管理权开始具有了愈来愈大的经济价值，这一条件带来的干部群体的灰色收入成几何级数增加。今天，各级干部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尤其是国有资本统率下的人财物的支配权超过任何时代，加之改革过程的探索性与非规范性，因为改制而产生的大量利益，使得干部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因改革而获益的阶层，因而成为当前收入和地位最令人羡慕的阶层。面对这一十分明显的现实，说干部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最大的阶层，显然是没有睁开眼睛说话。这一观点对相关改革措施的采取也有极负面的影响。
由于非规范的体制转型和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力，加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资管理上的众多漏洞，使得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程度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的人拥有80%的金融资产，一些人年收入数以千万计，一些人则拿着每月600-700元的工资；一些人收入仅够糊口，甚至糊口都不足，而另一些人则挥金如土，奢侈豪华，世界顶级奢侈品拍卖会在中国竟然有不菲的消费量。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因为不合理的体制形成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对这一状况，中央及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调节过的收入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都享受到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这一政策的考虑和调整，难免受的习惯、认识与既得利益等多方面的阻力，非常需要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对其必要性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然而令人非常不解的是，作为对政策影响巨大的明星经济学家，竟然视巨大的收入差距为子虚乌有。称：今天是不是存在严重的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还说不清，还需要再看看。更有明星经济学家放言道：“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机会平等是做不到的。”这一令常人不可理喻的荒谬观点，这又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公愤呢？
谁说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政府决定给每个退休工人平均增加工资若干元，这个政策实际就做到了结果平等，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增加了几乎相同数额的钱。谁说机会平等做不到，严格规范的高校招生、工厂招工、政府公务员考试，就是机会均等。每个人只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学识，就有同样的机会上大学、进工厂、当公务员。此外，当高昂的学费，业已将众多普通人家的子女、贫困家庭的孩子排挤出大学校门，普通民众靠努力学习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靠天赋和勤奋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有可能被封闭，由此公正公平问题上升为大学体制改革中主要问题之时，竟然有经济学家说：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这样丧失起码政治原则且与公众理想愿望相悖的昏话，又如何能不挨骂呢？
提倡讲政治，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当江泽民同志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讲政治”思想的深刻内涵还是未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刻理会，尤其没有被算经济账见长的主流经济学家认识到。
讲政治，就是讲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敏锐性，就是一事当前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解决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时常提出惊世骇俗之见，令普通人大为不解，甚至激起人们的愤怒情绪。在报刊舆论领域，常常成为时评作者抨击批评的主要对象。对此，主流经济学家深感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是什么因素造成主流经学家在公众舆论中成为众矢之的？愚见以为，不讲政治，或者干脆说政治言论反动（此反动乃反历史潮流而动，非文革之反动的含义），是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或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喜欢算经济账，银行改制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离退休人员每人增加一级工资，需要多少财政支出？国家体制转型可能付出的最大经济成本是多少？一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几何，每人交学费若干，尚存的经济缺口有多大。一事当前，首算经济账，对于长久生活于计划经济时代，惯于算政治账的中国人来说，确是需要强调的重要方面。但是，对于一心追求GDP增长，视经济发展为社会唯一发展的落后观念统治中国近30年的今天，这一习惯思维又显得过于片面乃至错误了。
如果说企业经营管理等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可以仅仅计算经济账的话，那么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与转型，与经济体制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化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则不仅不能只算经济账，而且还必须扔弃经济的目标与尺度，代之以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目标与尺度。对于许多事物的判断，经济的眼光不但狭隘，而且极端错误。经济学家因为固有的学科偏见，往往对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社会价值与社会目标缺乏认知与重视，以至于常常说一些从这些价值角度出发十分幼稚、荒谬甚至混账的话，引起人们的误解与非议，实在难以避免。
当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民主监督体制日益不相适应，由此带来的腐败滋生与蔓延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面对腐败蔓延的严峻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断然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成效如何，反腐败工作进展的怎样，看成党的事业是否前程无量，党的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大事。可是，与多数人的感觉认识不同，我们主流经济学家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引进了一套理论观念，竟然得出结论说：腐败是次优选择。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和不满，虽然经济学家可能辩解说：我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研究腐败的作用，其结论自然与政治角度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腐败问题的观念，往轻里说是迂腐，往重里说是反动。当腐败问题成了党和政府的心头之患，腐败分子成了众矢之的今天，说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次优选择，显然是不识时务、不讲政治原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主流经济学家是名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对公众和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是大学校长、人大或政协委员，是国家体制改革机构的研究人员，而当下中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同社会一般咨询机构及其人员大不相同。政府研究机构人员的态度、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府的态度和观念。主流经学家认识对这一点缺乏起码的认识。当人们对一些干部大吃大喝，公车私用，依靠行政管制设租寻租，深感愤慨，希望党和政府重拳出击，改革公车制度，严格规范干部行为，严格新旧制度转换的秩序和纪律，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任意干涉的时候，谁会想到，身为大学高官又兼政府智囊的经济学界明星，竟会在此时提出“干部阶层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最严重的阶层”这样一个与民众感觉大相径庭、与客观事实明显相违的荒谬结论。虽然改革之后在经济上，干部不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阶层。因为开放和生活的自由化，人民民主权力的扩大，各级官员对普通百姓的控制权以及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权亦大大减少。但是，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随着企业改制出现的拍卖、出租、出售等现象的增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既有的行政管理权开始具有了愈来愈大的经济价值，这一条件带来的干部群体的灰色收入成几何级数增加。今天，各级干部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尤其是国有资本统率下的人财物的支配权超过任何时代，加之改革过程的探索性与非规范性，因为改制而产生的大量利益，使得干部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因改革而获益的阶层，因而成为当前收入和地位最令人羡慕的阶层。面对这一十分明显的现实，说干部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最大的阶层，显然是没有睁开眼睛说话。这一观点对相关改革措施的采取也有极负面的影响。
由于非规范的体制转型和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力，加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资管理上的众多漏洞，使得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程度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的人拥有80%的金融资产，一些人年收入数以千万计，一些人则拿着每月600-700元的工资；一些人收入仅够糊口，甚至糊口都不足，而另一些人则挥金如土，奢侈豪华，世界顶级奢侈品拍卖会在中国竟然有不菲的消费量。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因为不合理的体制形成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对这一状况，中央及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调节过的收入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都享受到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这一政策的考虑和调整，难免受的习惯、认识与既得利益等多方面的阻力，非常需要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对其必要性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然而令人非常不解的是，作为对政策影响巨大的明星经济学家，竟然视巨大的收入差距为子虚乌有。称：今天是不是存在严重的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还说不清，还需要再看看。更有明星经济学家放言道：“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机会平等是做不到的。”这一令常人不可理喻的荒谬观点，这又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公愤呢？
谁说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政府决定给每个退休工人平均增加工资若干元，这个政策实际就做到了结果平等，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增加了几乎相同数额的钱。谁说机会平等做不到，严格规范的高校招生、工厂招工、政府公务员考试，就是机会均等。每个人只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学识，就有同样的机会上大学、进工厂、当公务员。此外，当高昂的学费，业已将众多普通人家的子女、贫困家庭的孩子排挤出大学校门，普通民众靠努力学习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靠天赋和勤奋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有可能被封闭，由此公正公平问题上升为大学体制改革中主要问题之时，竟然有经济学家说：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这样丧失起码政治原则且与公众理想愿望相悖的昏话，又如何能不挨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