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崇拜。有这么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个小学生对他爸爸说，如果哪一天我买彩票中了500万元的大奖，我首先去买一套房子，再去买辆好车，然后，到国外去逛逛，最后，留点钱，买个官当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媳妇？为什么要当官？答曰：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人拍马屁请客送礼，有权就能挣大钱，有权就有漂亮女人。这孩子很坦率，比装模做样的大人们坦率。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说的又是实话。尽管大陆的媒体和学校的教育都教育孩子们要诚实，要学习雷锋，要做好人好事。但是，这些东西似乎没有深入到孩子们的心灵深处。相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于权力的崇拜却根深蒂固，权力在他们心目中，又是捞取钱财的代名词。这就是说，在相当一部分的心目中，具有权力崇拜和贪赃枉法的的偏好。

权力本位。官员不贪被一些人视为异己份子，被一些人看作是“没本事”。在“笑贫不笑贪”的特定氛围之下，贪污腐败成为一些掌权者的必然选择。因此，才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潜规则。官员级别越高，其行事的透明度越低，监督越少，自由度越大。因此，他们的权限与社会监督的反差更大，发生腐败的机会更多，涉及的资产数量更大。说到底，行政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导致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而廉洁成为“低收益”行为。

      监督滞后。缺乏及时的监督或者说没有监督，是导致权力被滥用的表面原因。中国大陆审计部门的官员透露的消息表明，一些官员在任时间很长，有的甚至已经离退休，时间跨度很大，审计部门工作量太大，一些问题很难在审计中被发现，监督滞后。一些官员因在其任期内利用职权收取大量“灰色收入”——受贿钱财而“落马”。这样的“灰色任期”有四大特点：一是地点变迁频，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案发在离开原职后，四是历经职务多。

     制度缺失。制度缺失是导致权力被滥用的深层次的原因。据中央纪委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余项。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还提出了在2010年前建立中国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想。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泛滥往往与社会转型造成的制度缺失密切相关，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实施“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败战略，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信息垄断。再看一个社会的权力制衡机制——信息资源的发布和占有。执政党全面垄断和支配社会核心信息资源，对于执政本身有很多方便，同时，也给掌权者制造了“剩余”权力。一些人就是利用这种“剩余”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如果掌权者没有民众的监督，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特权阶层”，他们可以监督别人，可是，别人却无法监督他们，他们是否从事“腐败事业”，完全凭他们的良心。在商品经济时代，即人们的财富意识普遍觉醒的年代，在人们的原始欲望被各种各样的“先富起来”财富英雄的发迹事迹催化、发酵，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职业特权的掩护之下，选择了违规和腐败。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份子是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前者是隐瞒信息或获取真实信息成本过高，后者是滥用权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做法就是披露信息，公开信息，分解权力，制约权力。

权力陷阱。对于当权者来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那是一个陷阱。因为，它使当权者按照自己的欲望来使用权利，一旦超过某个限度，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一个陷阱，很多贪官就是这样堕落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公务员，不管他的级别多高，他都必须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监督的权力宝座实际上就是一个华丽的陷阱——绝对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此，只有在有监督的情形之下，才是防范了陷阱的权力，才是对公务员（官员）的真正保护。政府要积极建立廉政体系，其目的是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公平分配公共支出，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增进和扩大公共福利等，并且进一步提高腐败者的各类成本，同时增强廉政者的各类合法收益。

       报纸改版。从技术上讲，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程序，公民看得见的改变。现在，反腐败在内部做了许多工作，但是，透明度依然不够高。所以，只有充分利用公共媒体平台，公民才能得知事实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反腐败，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在信息公告方面，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定期公布各级政府公职人员极其家属的收入，让收入曝光，让公职人员互相监督。这样，报纸多登一些公务员的资产信息，少登一些花边新闻，八卦消息。每半年对所有官员的收入来一次公告。让大家都知道谁的收入有多少，并依此监督他们的实际消费与他们的收入是否相称。多登一些制度建设的信息，少登一些不着边际的虚假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