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刘文瑞
刘文瑞
汉文帝是著名开明皇帝，在历史上绝对能进入前十名；贾谊是汉代著名文人，在历史上绝对能进入前百名。这样一个优秀的皇帝遇上了这样一个优秀文人，而且还是放手重用，却未能发挥贾谊所长，最终导致这位天才郁郁而终，其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值得剖析。
贾谊少年得志，十八岁就暴得大名，二十出头就被文帝征为博士。按本传记载，贾谊属于那种典型的聪明外露的早熟人才，每有诏令讨论的事项，诸位老先生还来不及开口，贾谊就会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把事情说清楚。文帝很器重他，一年中把贾谊破格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能言利嘴的贾谊春风得意，求治心切的文帝喜得良臣。从留下的文章奏疏来看，贾谊有极为敏锐的...
刘文瑞
关于孔子的仁，众多学者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但从管理角度讨论的寥寥无几。事实上，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管理表现出来的，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仁”。从管理思想史角度而言，孔子是仁政和善治的祖师。仁与管理的关系，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管理的目标定位：培育君子
孔子继承了周公“不谈物质”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治国理家不能追求物质的富有，而要着眼于君子的养成（需要指出，《论语》中有富民、节用、足食等言论，但其重要性排在道德之后，而且是作为道德修养的铺...
刘文瑞
尽管孔子对“仁”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大致含义还是能够归纳出来的。按照孔子的解释，“仁”有三层内涵：一是对亲人（父母兄弟）的热爱；二是对世人的关爱；三是对人性原则的坚守。
人们一般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源于传统氏族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即《说文》所言：“仁，亲也，从人从二。”徐铉注曰：“仁者兼爱，故从二。”孟子称：“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尽心上》、《离娄上》）孔门弟子有若，对此说得更明确：“孝弟...
孔子在生前，并不像死后那么得意。他的祖上虽然出身于宋国贵族，但避难于鲁，家道衰落。孔子幼年丧父，给人打工，记账放牛都干过。大约三十岁左右开始讲学，五十多岁时在鲁国当了几年官（中都宰和司空），他看不惯当时的官场，官场也有点看不惯他。孔子一心向往的是恢复周礼，而当时的诸侯国已经“礼崩乐坏”，鲁国已经多年由季氏执政，公室只是挂个空名。于是孔子辞职不干，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然而，连恪守周礼的鲁国都接纳不了他的思想，其他国家就更不值得一提。周游列国不仅有生活上的窘迫，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拒斥。看在孔子的声望上，有的国家招待还算周到，但也有的傲慢不带搭理；至于孔子的治国学说，...
刘文瑞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孔子的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以汗牛充栋形容也毫不为过，然而，从管理学角度看，依然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后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观念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作为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实践奠定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形成、转化和传承的基本路径。大概孔子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在后来会变成“大成至圣先师”，头顶有了“圣人”的光环，当然，更不会料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以及后来火力更猛的“批林批孔”。撇开孔子身后...
如何看待周礼，是掌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周礼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是，世界上没有无局限的事情。当人们试图彻底排除局限性时，就有可能陷入“理性的自负”。
周礼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体系，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儒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回到周制。显然，周礼已经成为历代国家治理的样板。至于周公，更是宰相执政的典范。即便不是儒家，面对渗透到朝野上下方方面面的礼仪规范和礼治精神，也不可能完全更弦易张，因为周礼已经具体化到生活细节之中，直到当代，吃饭饮酒的程式，招呼朋友的称谓，无不同周礼有着形形色...
西周的统治，在当时的礼治规范下，尊尊亲亲，世卿世禄，很容易遭到后人的抨击。对此，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辨析。
首先，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享有国家主权的统治者来自血缘家族关系。为了防范统治者的不胜任，就需要强化教育手段，使贵族得到良好的培养。所以，与西周的礼治体系配套，当时就已经有了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系统，三代皆有学，只是叫法不同，称为庠、序、校，本质一样。周代的天子之学叫辟雍，诸侯之学叫泮宫，由师保之职教授贵族子弟三德六艺。“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rd...
刘文瑞
凡是讲周礼者，绝不能忽视“乐”。周礼体系的内容结构是礼乐相辅相成。《礼记·乐记》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和乐在周公那儿须臾不可分离。礼乐关系最基本的架构，就是礼主分，乐主和。没有乐的礼，会显得森严而失去亲和力；没有礼的乐，会显得侈乱而失去规范性。所以，管理需要以礼来定秩序，以乐来求和谐。
在周礼体系中，礼和乐的配套表现在各个方面，钟鸣肯定伴随鼎食，丝竹当然伴随宴飨。关键在于，礼治范畴的音乐，其功能不在娱人耳目，而在陶冶性情；乐章衬托下的礼仪，其效用不...
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在战国展开的，然而，早在西周，其礼治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人性因素在内。儒家子思学派对人性的论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自周礼的渊源。
子思学派认为，人性源于天，即《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失去人性，就不再是人。所以，人性隐含于生命之中，它存在着却不外露。外露的，是人性的表现方式——情。外物作用于人，人就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由此，“性情”成为固定的词语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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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礼治方面，夏商是“藏礼于器”，而西周建立了礼乐文明。也就是说，夏商的礼治，更重视其外在形象，而西周的礼治，深入到了制度的内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即便商礼和周礼有些器物仪式在外表上相似，其内含和意义也有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一角度，才可彰显殷周革命的历史转折性。
周礼的变化，在表象上，仅仅是对殷商制度的损益调整，但其实质，却已经有了新的内涵。这种新内涵，来自殷商灭亡的教训。
商代的礼仪，以器物见长，大量青铜器就是明证。商末的政治，从道德的角度看是十分崩溃的。&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