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差价不会改变二三级医院的用药格局，因为：15%加价率和零加价率对医生是一回事！这些加价收入从来没有落到医生手中，和医生个人收入无关！一个和医生利益无关的东西，取消与否，怎么可能会影响医生处方行为？！

　　收支两条线也不会改变二三级医院的用药格局，因为在医院，医药收支对于医生从来就是收支两条线，过去医药收入全部交医院，业务费用全部由医院开支！现在改为收入交财政，支出财政给，对医生来说有何差异？一个对医生无差异的政策怎可能改变医生处方行为！

　　医生的处方行为没有改变，医院的用药格局怎么可能改变？医院的用药格局没有变化，药价虚高问题，患者药品费用居高不下问题又怎么可能得到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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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副总理指出，要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重心。具体到基层医疗机构改革，“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一、何为“保基本、强基层”

　　就主要提供门诊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所谓基本医疗服务（Primary Care），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普通门急诊服务、既包括感冒发烧这些小病，也包括慢性病管理，其次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第三是提供合理的转诊建议，对于自己不能诊治的疾病向患者推荐合适的医疗机构或专科医生。

　　所谓“保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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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药物“定点生产”制度不可行

　　如上所述，国内医疗机构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品、排斥廉价药物根源于国内医疗医药体制存在的一系列制度性弊端。所有这些体制弊端的根源，在于政府管制和治理措施的失当。这正是导致国内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一制度性弊端导致一些基本药物尽管具有“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使用方便”的良好特征，但因为价格低廉不能满足公立医院的逐利要求而被其弃之不用。由于公立医院控制了80%左右的药品零售，因此只要哪种药物不被医院使用，这种药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市场需求，从而使制药企业及经销企业无法生产并销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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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常见政府管制医疗服务价格，但不管制药价为例。政府规定诊疗费用(挂号费)的标准价格，但医生(医院)却可以考察患者收入差别，利用医疗上的信息不对称，开药来收回医疗服务管制上的“损失”。

　　现在政府意识到不仅要管制诊疗服务价格，同时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那么医生(医院)可以通过数量增加来化解，过度用药、滥用药现象开始出现并泛滥，而患者开支不会有任何下降。

　　接着，政府进一步管制医院药品的购销加价率，规定其不能超过15%。利用药品采购上的买方垄断地位，医院和药品供应商合谋抬高药品采购价，把过去50元采购价提高到173元，医院加价15%以199元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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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赤脚医生制度之所以发挥作用，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大大降低医生执业门槛，使得快速培养既不会“离土”更不会“离乡”的农民医生成为可能（周其仁，2007），赤脚医生实质就在于此。问题是这样的医生和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距离。

　　其次，在当时的集体所有制下，农村之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是因为供养赤脚医生的成本基本为零。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大锅饭体制把农民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剥夺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农村经济活力，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基本为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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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9年开始，宿迁开始了后来闻名全国的宿迁医改。这一年，宿迁市改变乡镇“医防合一”体制，建立“一乡两院”体制，在每个乡镇建立乡镇卫生院和乡镇医院。前者由政府主办，主要承担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职能；后者专司普通医疗服务职能。

　　2000年，宿迁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卫生事业的意见》，揭开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制序幕，截止2004年，宿迁市基本完成辖区内的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全市134家公立医院中，133家完成民营化改制[2]。政府不再办医院而只进行监管。

　　改制所得全部投入公共卫生防保体系，2005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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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与广东省卫生厅廖新波副厅长（即网上著名的“医生哥波子”）交流。廖厅的一个说法是“医院的价格竞争在医疗领域从来是行不通的”。我对此的答复是：这个说法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分析均不支持。针对我的这一答复，廖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医疗市场竞争并没有使医疗服务价格下降，反而上升得比其他国家还快呢？中国CT、MRI等高值医疗设备拥有量世界之最，但价格也没有下来！同样，心导管技术在中国应用已经20年了，价格也没有下降。

　　很好的问题。尤其是其中CT、MRI等高值医疗设备检查费为什么没有下降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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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目前基层医疗机构推行基本药物制度遇到的困难，有人建议采取基本药物“中央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城乡居民免费或者低价使用”（以下简称“中央集采、统一配送”）的做法.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建议，原因如下：

　　一、按照相关建议者的说法，“2009年基本药物无税采购金额约为1034亿元”，这个数据涵盖了基层医疗机构和二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采购量。以此数据来估算，基本药物若采取中央财政出资采购的做法，不考虑基本药物使用量年度增长率，仅仅考虑采购支出，其中包括直接的药品采购费用、药品配送费用、相应减免的税收（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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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李玲教授界定为[1]：“公立医院的行为和目标与政府意志相一致，进而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她认为，公立医院是政府利用公共税收资金出资举办的，是政府行为的组成部分和延伸，其行为必须体现出资人即政府的意志。因此，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人民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举办公立医院是政府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具体手段。

　　也许李玲教授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界定适用于所有国有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如果这样的界定成立，国有企业也不应该追求营利。

　　实际上，医疗卫生服务是否具有公益性特征，与医疗机构是否具有公益性完全是两回事，按照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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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所谓“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是一个并没有明确定义、含义非常模糊的概念。不过，既然新医改方案中引入了这个概念，并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们不妨赋予其明确的含义：所谓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指的是基本医疗服务的普遍可及性和普遍可负担性，所谓普遍可及性指的是城乡居民能够很方便的看病就诊，即解决看病难问题；所谓普遍可负担性指的是城乡居民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看病，也就是解决看病贵问题。如此定义的公益性含义明确，没有歧义。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含义同样明确、但要求更高一些的公益性定义：所谓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指的是让人民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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