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崔卫平
许多人有过我这样的经历：作为一名子女随父母下放。1970年毛泽东发表5·20声明时，未成年的我就随父母下放在江苏沿海的一个产棉地区。这个地方属于新开垦的地区，因此地主富农比较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贫下中农。
声明是在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中”播出的，当时最高最新指示都是用记录速度广播，于是我的父亲便率领我的哥哥，他们父子先将广播里的声明记录下来，然后用复写纸复印若干份，连夜不睡觉地那么干。应该至少复写有十份以上，因为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父亲的想法是最好明天早上每个生产队都能够拿到一份，在田头带领贫下中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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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
终年：两岁
身份：警官蒋敏的女儿
遇难时间：5月12日
遇难地点：北川老县城
瑞瑞：
对不起，我从报道中只能得知你的这个小名。这个名字念起来太安静，太祥和了。取这个名字，念这个名字的时候，每一个人，一定都对你有着无限美
全国悼念日的第二天（5月20日）我去学校上课，一路上仍然觉得心中堵得慌，在想见到同学们该说些什么。地震是一道巨大的裂缝，将活着的人们与死者分开，也将我们从前的日子与现在的日子分开。我们已有的生活秩序被搅乱了，我们苦苦积累起来的那些规则、轨道被破坏了，原先有意义的事情，如今仿佛变得没有意义。它不仅深深伤害了灾区人们，而且对所有的人们都是一种伤害。它甚至破坏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以至很难找到语言与我们所经历的相匹配。地震之前与地震之后，不是一个世界。
需要与同学们谈谈这件事情，需要通过某种谈论，释放出某些东西，才能够将眼前巨大的裂缝加以弥补，将此前制定的计划进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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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应该耳熟能详——从某个年代开始，思想问题便是政治问题，“思想犯”便是“政治犯”。那些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一律被看作政治上的异己者或敌人，他们被视为十分危险乃至最为危险的。给“思想犯”判处死刑便是例证，哪怕他实际上只是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和逻辑，才导致了人们普遍思想上的束缚。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不要随便写日记，成了耳口相传的“宝贵”政治经验。假如一个人不幸将他的想法在会议上说了出来，那么他的灾难就来临了。有些人甚至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被他人无端诬...
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北川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在“5·12”大地震之前，他便经常感到地面摇晃。几个月前一次数学考试时，他突然感到地面在摇动，当即喊了一声“地震”站了起来，老师给了他一个“破坏考场纪律”的处分。这次地震发生时他在五楼上课，感觉异常时他又猛拍桌子大喊一声“地震了”，结果是老师和同学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又坐了回去”。而当地面猛烈摇晃，他抓住两位好友的手，率先冲了出去得以幸存.
眼见得人类生命是如此珍贵又脆弱，让人禁不住去想怎么才能避免如此巨大的伤亡：如果当时全班同学听信这个挨处分同学的话？或此前遇到再三摇晃时，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
·范美忠事件认识之二·
范美忠关于母亲的那段话（“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是勉强可以找得出“原型”的，这或许是他如此有底气的原因。当他在地震过后发表即发表言论“想刺刺那些道德家”，很可能他是有备而来。那便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发表于1942年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很多人非常热爱这部作品，我本人亦如此。作品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待母亲据说是“冷漠”的行为被拿上了法庭，而他却并不因此而“表示出悔恨”，内心里也不这么觉得。
然而若是足够仔细，便会发现默尔索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小说第一句：“今天，妈妈死了...
上一篇（《之二》）中说到加缪《鼠疫》中的记者朗贝尔，当他弄到了向往已久的离城证，却在最后一刻决定留下来，与异邦的人们一道与鼠疫作斗争。我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朗贝尔先后不同的两种立场？走与留，都是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因而拥有同样的价值吗？假设如果是两个人分别作出了走与留的不同选择，他们便仅仅是不同个人的随意挑拣，“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恰逢《经济观察报》转来了一封读者来信，其中认为“自由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没有比较高尚的自由，也没有比较卑鄙的自由。” 看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需要认真回应一下。在我眼里，朗贝尔先后不同的选择，肯定是有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