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提到大量学生去往北京、上海和广州读书,毕业后也选择留在“北上广深”,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一来城市里有好的大学,其教育质量比较高,对学生具有直接的吸引力;其二,毕业之后,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胜于农村;最后,除了教育之外,城市还具有正外部性,各种思想融合有助于激发创新。
人们经常说城市一个熔炉,吸引各色人等前往。2012年3月31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都市的未来》一文,其中就提到:“最有创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护个人自由、鼓励多样性、提供丰富文化机遇的地方。一个希望吸引创新者的城市,必须提供能够培育新理念、...
作者文章归档:李华芳

幸福经济学
常识告诉我们幸福来之不易,极度贫困会使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图落空,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获得美好生活,蕴含着马歇尔所说的“逐渐消除贫困和无知的希望”,作为一门“财富的学科”获得了社会道义的支持。“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加”只是一个假定,其后经济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变成关心财富而忽视幸福。正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仅知有《国富论》,而不知有《道德情操论》一样。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
2012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稳定分配与市场设计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而真实世界里配置资源的方式多种多样,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是经济学研究最多的。但是有一些市场里头,价格的作用受到多种限制,可能是来自法律等正式规则的限制,也可能是来自习俗或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限制,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找对象的时候不是价高者得,而是情投意合才结成夫妻。
问题是情投意合这种分配方式讲究“配对”,而且这种配对最好还需要“稳定”,麻烦的是还不能依靠传统的价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应该怎么办呢?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给了夏普利(L. S. Shapley)和罗斯(A. E. Ro...
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秘密捐款人
我在上一篇“K街观察”专栏《金钱政治》中,讲到了美国政治里“什么来源的资金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美国政治”,是一切最终以宪法为准。这里头就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捐赠给政治活动的经费,捐款人的信息要不要公开?
洛克、财富与政府
一
薛涌先生发表于FT中文网的《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一文,对我《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的一些看法做了回应,本文是对薛涌先生回应的再回应。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思想库过度政治化的标准
对美国思想库的政治化转向,传统的思想库从业者和研究者批评较多,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是这将会危害思想库的独立性。在《美国思想库是否过度政治化?》一文中,我已经提到了这个争议。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判定一家思想库是不是过度政治化呢?其标准何在?
破解共同的财富难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社会主义国家、非洲战乱动荡国家有何相似之处?答案是贫富差距问题。
与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一般的估计,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未能迅速复苏的经济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景,而1%与99%的口号也从侧面印证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在大选之年,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出人意料,失业率降至9%以下。而美联社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失业率已经降至8.3%,有望在大选日降至8%。虽然这对奥巴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但前路绝不轻松。
美国的经验是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就业、对低收入家庭进...
城镇化统计数据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数字达51.27%,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要跨过统计口径三重门,才能真正认识“城市化率”在中国的含义。首先,中国使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这并非仅仅是咬文嚼字,背后意味着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2000年以后,出于对单纯GDP或人均GDP增长率考核的不满,城镇化率逐渐被纳入考核地方政绩的体系中。伴随着所谓“扩大城区面积”和“精简机构&...
慈善呼唤什么样的企业家
公益慈善领域更需要哪种企业家?实际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公益慈善领域有两种不同的企业家进行竞争,将会有助于提高公益慈善事业的效率
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对公益慈善事业有相同的看法,例如迄今依旧被《福布斯》列为首富的墨西哥富豪施力穆(Carlos Slim)就对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宣言不以为然。施力穆过去50年投在慈善方面的资金高达数万亿美元,但是捐出个人财产的50%或40%都无济于事,做慈善取得的成就几乎为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减贫的唯一手段是增加就业。话虽然是这么说,施力穆依旧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会,并捐出数亿美元,同时也为盖茨基金会捐款数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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