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为权健辩护的原因（3）——如何量刑
关键词：权健 辩护 法律服务 量刑
本系列的第一篇，通过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法系以及中国所使用的法系话题，说的是最终谁说了算的问题。第二篇回答的是有争议性的内容的问题，就是说对“权健18人”指控的主要内容问题。本篇试图回答，假如最终判定“权健18人”犯罪事实成立，应该何以量刑以及衍生效果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量刑，又称刑罚裁量，是指根据刑法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量刑制度包括累犯、自首和立功、数罪并罚、缓刑等。
正确的量刑需要遵循科学和均衡的原则，量刑原则可概括为：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法定的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各种事实要素。
正确量刑也就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根据犯罪行为人行为责任的大小，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内，判处轻重适度的刑罚，避免畸轻畸重，实现罪责刑的相适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也就是要求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同时也要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酌定情节，是指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刑罚裁量时应当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情节。犯罪动机反映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一般说来，故意犯罪的动机都是不良的，但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定罪过程中，犯罪手段一般不起作用，但它对量刑却有影响。犯罪结果是犯罪对客体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它直接反映了法益侵害程度。如果犯罪人一贯遵纪守法，表现较好，偶尔失足犯罪，应予宽大处理；反之，如果犯罪人一贯表现不好，存在前科劣迹，应受较重的刑罚处罚。
在贾春宝看来，某些律所之所以拒绝这单“生意”，是因为权健要的结果是“无罪辩护”以及“取保候审”，律师感觉难度大，因而不愿意去冒风险。换句话说，假如不是要求帮助自己做到全身而退，只求损失最小化，是否就会有律所敢接这个案子呢？我们不去臆断。
毕竟中国的律师那么多，而且律师相对于市场而言，可匹配的资源和可选择余地同样很多，而且权健又不是拿不出钱来，所以假如只求做到公正公开，有律师代表律所挺身而出，“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也许也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即使最终法庭认定束昱辉等“权健18人”犯罪事实成立，也会面对科学而且均衡的量刑问题。因为深度思考之下，即使犯罪事实成立，都有不同声音。
毕竟在权健截至到目前的将近15年的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帮助过的人的规模或许会是受到伤害者的万倍，而且权健把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在个人享受之外，比如实体投资、产品研发、技术迭代，打造文化、慈善捐赠等等，而且假如权健继续生存下去，定然也会在把中医秘方产业化、市场化推广的同时，也跟最先进的医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顶级资源结合，让科技机构如虎添翼。
假如权健由于“权健18人”的定罪量刑而轰然猝死，从长远来看，所起到的惩戒作用和“收益”相对于所付出的成本，将是微乎其微的。
假如束昱辉等“权健18人”最终只落得由政府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式的辩护，走过场式的审判，受到法律之外的力量胁迫，去审理此案，那么不仅没有办法平息众怒，反而会引发另一侧群众的众怒。或许另一侧的“众怒”会由于隐忍而不会发泄出来，但是其所依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没有拆除，对社会造成的潜在伤害会更大。
这里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并非指“宗教信仰一样的追随”，而是导致直销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因为按照《直销管理条例》去严格要求与整顿，88.9%的直销企业无法做到不违规，而中国无法在当前客观环境下，为每个人提供体面的工作，特别是那些学历低、背景差，甚至身体状况糟糕的人群，我们无法保证那些人不生病，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得病之后都能得到有效调理与医治，也无法保证调理与医治的成本与代价都是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能承受的，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导致这些发生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市场环境。
任何量刑问题，不仅需要考虑到对“权健18人”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到对于整个直销行业的影响，更需要考虑到假如直销行业面临风雨飘摇，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稳定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与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的打压，同时对于面对承受病痛压力之中。
就如“上医治未病”一样，我们不能等到病情失控的时候再去应急，而是需要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当然更优质的应对策略是，不要造成难以收拾的情况。
本篇回答调查取证问题，其实还有对社会危害。谁能对那些危害负责呢？或许没有等到判决并量刑结果出来之前，对权健及“权健18人”的指控，就已经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性影响！只不过在媒体、监管机构以及公检法系统在“涉嫌定性”上，在吃瓜群众们“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不负责任的舆论暴力上，这种恶性影响没人愿意逆向而行，发表言论罢了！
没有人表达反对，并不说明就没有反对声音；众口一词的叫好之声，所传递的也未必都是正能量！
贾春宝
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