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不能没有权威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这是管仲在《管子》七法篇里的开头一段话。意思是：正确的主张不能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罚；像这样而能治理好人民的，从来没有过。正确的坚决采用，错误的坚决废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就可以治理好了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仍然不能治理好。有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以后，再具备上述四项，那就可以治理好了。

管仲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许多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他认为，当政者对待功过是非不能有半点的模糊，因为这就是导向，是当政者的价值取向。然而，仅有这些还是不行，因为要想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赏功罚过，实行国家的法律，没有相应的武装力量做保障是不行的。否则，有故意滋事者，你无可奈何，有外敌进犯者，你束手无策，你无法掌控大局，还怎么赏功罚过。这就是管仲最实际之处。

从大处讲就这么简单，但具体做起来，还是非常需要知识、经验和才干的。首先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思想体系，要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都有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否则，模糊的领域越多，混乱的程度就越大。只有把是非都明确了，才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功？什么是过？回顾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由于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是非观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有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故事，在他们之前，西方还处于封建社会，多数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政府，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是教会的首领，教义即法律。从教义的角度来讲，多少年来一直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的，谁要说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那就等于是对整个教义的颠覆，是宗教和政府所不容许的。因此，哥白尼和伽利略在那个时代，是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日心说”，尽管以令人折服的观测数据和事实说话，还是遭到了教派和政府的强力打压。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同于科学家，他们的主张必须适应于当代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但又不能拘泥于这个水平。就象管仲在他那个时代，如果让他提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时，奴隶主贵族社会是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奴隶主贵族就是一个大家庭，长幼尊卑都很明确，人民群众也都附属于这个贵族大家庭，你要说人民和奴隶主一样，奴隶主肯定反对，认为你说的不正确，就连奴隶自己也不认为和奴隶主是平等的。所以管仲看到了人民百姓的重要性，知道没有人民，就没有统治，也就没有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他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平等性，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说平等，只能说为了统治者自己的利益，也应该好好对待人民。这样既迎合了统治者的思想，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渴求，双方都满意了，也就上下同心了。可以说，这就是管仲的聪明和伟大之处。

总之，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必须树立既符合客观实际，又符合时代要求，还能满足民众愿望的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等思想观念，构建正确的思想体系，并有一整套量化的判断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什么也无从谈起。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很好地实施赏罚分明的治国策略。治理一个国家是这样，治理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光有制度还不行，还要有标准，有任务目标，有运行机制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保障一个单位的正常运转。否则，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工作就没有效率，经营就没有效益，这个单位就会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