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

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这是管仲在《管子》牧民篇四顺里的一段话。意思是：所以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管仲是法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注重依法治国，但他深知法律不能用之过滥，特别是刑罚更不能用多了、用错了。否则，人们就不畏惧刑罚了，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看来，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管仲就深知法律的规范性、严肃性。他认为法律是对人们言行的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者，还是法律的执行者，都与普通百姓一样，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应该受法律的约束，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很难做到人人平等，但人人平等的原则，他是认识到了，因为在他的语境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法律理解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维护王权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与其他统治者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主张依法治国，但用法要有度、有章，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他认为一旦法律有了随意性，就会成为某些人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的严肃性、公正性就会被践踏，人民就不再畏惧法律，也不会再以违法可耻。其结果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崩溃，从而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造成这一恶果的不是别人，正是统治者自己，最终他们也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一般来说，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是应该带头维护法律的尊严，把法律的尊严树立起来了，大家都在一个法律体系下，国家秩序就自然良好。只有那些叛乱或起义者，才不受现存法律体系的规范和制约，他们不仅不受现存法律体系的规范和制约，还是现存法律体系的破坏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碎一个旧体系，建立一个新体系。这样的人才是现有统治的敌人，双方才是真正水火不相融的对头。如果把自己治下的百姓都当作是叛乱或起义者，岂不是四面楚歌了吗？这样的统治注定不会长久。因此，管仲在这里告诫人们，刑罚不是万能的，用得准，被罚者心服口服，能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不准，被罚者不服，社会大众也不会服。不但发挥不了规范作用，还会导致社会混乱。

有一个网名叫“戈壁群狼”的网友在《凯迪社区》发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7日的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讲到：“要懂得‘100-1=0’的道理，就是说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在执法或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政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政法机关对老百姓不理不睬，而对有钱有势的人却高看一眼，那就没有什么社会公平正义可言了。”这个讲话在当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在党内进行部分传达。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曾成段地引用了管仲语录——“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紧随其后，他还对此段古文做了解释，即法度必须公正，不公正则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合理，事情就不应时。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事情不应时，功利实业就不能兴办。功利实业不能兴办，国家就贫穷，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动。如此看来，法度之公正是大前提，决定着治理是否合理、老百姓有无伸冤之地，以及关涉国家富强还是贫穷的丰功伟业 。
　　作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和春秋初期的政治名人，管仲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奴隶制往封建制转变的改革思想与主张，而且一种“法天道、因人情、顺民意、求和谐”的进步执政理念始终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也正是他协助齐桓公，把中国导入了春秋时代。此种执政理念虽然无法同今天的先进执政理念相提并论，但从中亦可以找到诸多可资借鉴的启发和经验。此次，习近平对管仲治国言论大段地引用，就是对其部分理念的间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