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约公元前725－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齐国宰相，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人根据他及他之后到汉末具有与他相同思想的各家学说编著有《管子》一书。他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历史上又名为管仲改革。他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他的主要成就是行政改革，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他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实用主义，反对空谈主义，实行全面改革，开创职业技能教育等。在兵制上主张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在经济政策上主张“遂滋民，与无财”、“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他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即主张救助弱势群体，减少渔业税，增加盐业税，并实行盐铁国有化。还大胆地实行了娼妓制度，目的有四个：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他的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齐国成为了七国霸主，也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政之所兴在于顺乎民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这是管仲在《管子》牧民篇四顺里的一段话。意思是：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

这是管仲的治国之道，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应建立起来的一种正确的相互关系。作为统治者应当知道被统治者需要什么，并在这个基础上出台相应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成。否则，政策就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赞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不能同心同德，甚至是针锋相对。只有知道了人民的需求，才能利用人的这个欲望来驱使人民作事情。管仲认为人们都贪图安逸、追求富贵，而不愿忧劳、贫贱，那就给人民一个安逸、富贵的目标，人民就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辞忧劳、忍受贫贱地去奋斗，即使统治者一时不能满足人们的安逸、富贵的要求，人们也不会怨恨统治者。而统治者却可以从人民的忧劳中抽取税收，使国家富强起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之所以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在于政策给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劳动致富。就是说，人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是可以致富的，而不是象改革开放前把劳动致富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总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谈富色变，谁也不敢求富，更不敢明着致富。所以人们都拥护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都把精力投入到发家致富上去了，国家也在人民追求富裕的同时，变得富强起来了。同样，人们都怕危难、怕灭绝，而向往安定的生活和子子孙孙繁育生息，那就给人民一个安定的目标，一个可以繁育生息的政策，使人们为了实现这个安定的目标而不惜做出一时的重大牺牲。人民之所以踊跃报名参军，军人之所以苦练杀敌本领，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安定生活，保证自己的血脉生生不息。

  管仲的这一论述富有哲学思想，充分体现出了“爱民”与“牧民”的辩证关系。他从“天常”、“天道”的哲学高度，论述了君王统治天下必须遵守自然和人道的规律。提出了“牧民”者必须“爱民”的原则，把两者概括为“取”与“予”的关系，体现了他极高的政治智慧。“牧民”之“取”，是君主利用民财、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爱民”之“予”，是君主对庶民的关心和爱护。“取”是目的，“予”是手段，“取”要以“予”为前提和条件，也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故知“予”之为“取”者，政治之宝也。”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它的观点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辩证论述怎样处理君民关系的，但不影响用于处理当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管仲的智慧之高，实在令人叹服。为此，在现代管理学中，有一个目标激励法，就是为下属的工作提出目标，并将这个目标与其个人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下属为满足个人需求，必然会咬定这个目标，去努力实现。在当今现实中，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领导者必知必会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