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学期（15）：一个书稿

2015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个文集《经济思想史拾零：凡勃仑老师的诡谲微笑》，这只是我写过了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文字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编辑小雯很认可我的文字，力劝我从剩下的文字中再整理出一个文稿，争取学校的出版基金。

我对这个提议不是很当回事儿。前面这个文集的出版，用的是经济学院的出版发展基金，不需要什么关系，相对简单一些。申请出版基金，需要竞争的是学校的资源，可能需要使用各种关系。这方面，我不仅弱势，而且一穷二白。

在华师工作二十来年，感情越来越深，但在某些方面，我很不认同它。我在心里一直将其看成是一所“湖北”或者“武汉”的学校，就是因为它根深蒂固有着某些“地方”特色。比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比如轻易废弃原则，处处讲关系，靠后台，等等。这些东西处处都有，但在这个地方体现得更加明显。

关于分房。年轻的时候，为了分房，连尊严都可以不要。但是，就算不要脸，也要找得到后门。好不容易通过同事的同学的同学，跟某位科长有了一面之缘，就像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上门送礼，外出请客，恨不得像祖宗一样供起来。自己这点小心思在见多识广的科长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而自己竭尽全力所表达的那点意思也确实只是小意思。最后，连分房的门儿都没摸着，科长下台了。后来又通过同学的朋友的朋友，认识某位教授，说是学校分房委员会的委员。为了拉上关系，总是“大哥”“大哥”叫着，隔三差五就请到家里喝酒，请到外面唱歌。可是，喝酒唱歌的时候说什么都好，事后一讲到房子的事情，大哥就失忆了。搞来搞去，最后在学校片瓦都没有。

关于职称。我本来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有水平才是重要的，职称算不了什么。我是宁死也不混饭吃，也不做行尸走肉的，在心底里我很看不起那些人。“看得起”或者“看不起”很重要，这种观念与别人无关，但决定着自己的选择。我之所以对职称不热心，其实也不完全是自己没有荣誉感，而确实是自己对这个学校的评价机制不信任。我第一次评职称的时候，虽然很顺利，但有些事还是伤害了我。比如说，有一个院领导声称，他根本不看材料，他那一票就是投给某某某。我后来听说过很过怪异的概念，比如“特批”，它不仅存在于职称评定，住房分配中，也存在于学校可以操作的各种资源的分配中。我又想起那件事情。某位学校领导，没上过几堂课，成为教学“名师”，没写过几个字，成为教授和博导。就算这就是“本事”，我对此也嗤之以鼻。

一点也不虚伪地说，我对这些东西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也就很难伤害到我。年轻时候为了家庭，可能会觉得委屈，到了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我对这个学校从情感上就很难认同。我将自己看成是华师的，因为那里有我的学生我的事业，同时在心里我又将自己不看成是华师的，不是因为我没有享受过很多学校的资源，而是我不认同作为它行为特征的很多东西。

可是，小雯对我再出一个文集的事情很是热心。我在各个部门见过很多冷漠的丑恶的嘴脸，而小雯呈现出来的则是热情、真诚和美丽。后来，几乎就是为了对得住小雯的热情，我编了一个文集，叫做《是否有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这也是一个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东西，是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重要思想家思想的评析，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这个文集，更加强调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加强调理论历史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小雯对这个文集的评价更好一些，对其出版业更抱希望一些。她说这个文集出版的时候，一定要交给她来编辑。

我花了很多工夫来做准备工作，结构处理，文字编辑，前言后记等等，又填写了繁杂的申报材料。我还是不抱希望。凡是涉及竞争学校资源的事情，我从来不抱希望，因此申请交上去之后，我就没管了。小雯还是很热心，要我找有关部门去问问结果。年底我壮着胆子去问结果，得到一纸回复，我的申请被否了。这本在我意料之中，不过其中提出的两条理由还是让我愤怒。其一，说这个文集只是作者辅助教学研究的心得，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其二，整个文集使用的都是二手材料，研究深度不够。总之，达不到出版要求！

实在是胡扯。其一，这个文集，包括我之前出版过的《经济思想史拾零：凡勃仑老师的诡谲微笑》和《与大师同行》都是我服务教学的研究结果，这怎么就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作为教师，其本职工作不是教学吗？围绕教学的研究为什么就不是研究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是来自他的讲授伦理学的讲义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不是直接服务教学的教材吗？也许在评议者眼中，只有那些挂着什么什么课题的名头的东西才是研究成果，只有那些在申报课题的时候曾经跟他打过招呼，在申报出版的时候又打过招呼的东西才是研究成果。其二，“整个文集使用的都是二手材料”。真是瞎了狗眼！真是狗眼看人低！我之所以如此愤怒，因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睁眼说瞎话。整个文集所有文字中所有引用的材料，绝大多数来自原著，间接引用少之又少，可以忽略。实际上，我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我阅读和研究历史和经典的结果，我很少读那些二手的东西，也很少从中引用。

我有一种自讨苦吃的感觉。何必去“与虎谋皮”呢？费那么多功夫，换个更好的出版社，很容易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种郁闷的感觉，折磨了我很长时间。我非常清楚，我的水平的高低，由不得一个华师的某某人来评价。我不想抬出北师大出版社给我出版教材和人大出版社给我出版文集以及我前不久参编颜鹏飞老师主持的《新编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来给自己壮胆，但我还是感觉郁闷。有时候我会瞧不起很多东西，但我自己却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无奈的人。

这个书稿随后就被扔在书架的一角。有时候我也会翻开看看，它是否如华师某某人所说那样不堪，这是我会感觉到它的委屈。我只能安慰它，莫在意，那个某某人算得了什么呢？

今年四五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小然跟我联系，说的是我2006年出版的《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的稿费的问题。在微信里聊了几句，小然向我约稿。我倒是想起先前被拒的那个书稿，但对于出版还是不热心。这倒不是因为前面受到的打击，而是因为我对出版或者发表的态度。我倒是很热心阅读和写作，但对发表和出版则不然。似乎是一个陈腐的观念是影响着我——既然想到了，何必说出来；既然说到了，何必写出来；既然已经写出来，何必要发表或出版。我写过很多东西，我觉得这就够了。但是不断有以前的学生鼓动我出版，我才偶尔动一点点心思。

小然跟我说了这事之后，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于是将以前那个文稿作了整理，加上最近一年写的几篇，重新命名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小然看了文稿之后，表达了高度的认可。就观点和内容，形式和写作而言，似乎都是她所喜欢的东西。她说了很多，强烈要求由她们出版社来出版。小然说她们正在报下半年的选题，准备明天交主编签字，就可以正式申报上去。次日小然跟我联系，说主编已经认同了这个书稿，并且已经申报上去。

再往后，我和小然还有过很多次交流，主要讨论的是书名和结构的问题。小然说，她们出版社主要出版大学教材，出版和发行教材要相对简单和方便一些；而且，我以前在她们那里出版的教材也一直销路很好。小然说，我那个文稿，从思想和内容上看，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作为出版社，她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有着很高出版价值的东西。小然进一步建议说，能不能从结构上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加上篇章结构，使其像个教材，这样作为教材申报就简单很多了。

这让我有些犹豫。我知道我那个文稿，就其结构和内容而言，根本就不是教材，也很难弄成教材。也许出版社看上的，仅仅是我文稿的内容和观点，写作和文风，但将其处理成教材，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可是，我试图放弃的想法一次次被出版社回绝。他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只要能够出版。一再犹豫之后，我将书稿命名为《经济思想史公开课讲义》，并对内容作了篇章结构的处理。我的这个想法来自汪丁丁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我的认识是，以“讲义”命名，就不需要在结构上那样严格要求，体系上可以活泼一些。

可我还是有些犹豫，我行事的风格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我既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委屈，更不愿意放弃原则降低标准。可是我一再提出问题，似乎是在设置障碍，而别人所热心和努力的，却是在帮助出版我的文稿，这说起来显得有些傲慢。

就在这种犹豫中，小然说我那个书稿已经列入出版计划了，书名和结构我可以斟酌处理。这时已经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已经回到昆明家中。

小然给我寄来了出版合同。我才发现，这一次我成了“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