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发生在新千年伊始的美国安然、世通事件，标志着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走向终结的话，发生在2015年的万科股权之争，则从另一个角度昭示了中国企业治理架构必须跨越式设计。

万科是一家特殊的现代公司，与一般意义上的美国公众公司不同。万科是在王石领导下，由管理层亲手缔造的具有现代管理示范性的中国标杆企业。它以优秀的企业文化闻名于业界，也视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与联想、海尔等企业一样，万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第一代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一位出色的领袖，而在政策和法制尚不健全的上世纪末率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时代里程碑式的标杆企业。与美国企业不同的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企业诞生伊始，就面临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管理变革浪潮。在此特殊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跨越式发展，也就是一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面自我超越，建立更先进的后现代企业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王石在万科最早股份化的时候，错过了直接导入管理层控股的治理模式。也由于王石的理想主义情结，他对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过于推崇。因此，万科的产权结构埋下了对管理层不利的隐患。虽然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角度来看，万科的产权结构堪称经典，但对于万科这样一家由管理层创业而成就，且拥有独特企业文化的公司而言，经典的现代企业产权和治理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于它。因为王石和万科管理层不仅是经理人，他们更是万科的创立者。

但在“宝万之争”事件中，宝能系并非“野蛮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资本行动，而资本并无善恶。王石的反击则更在情理之中。“宝万之争”并不存在道德维度，而只是一场公司控制权的博弈。随着2017年1月华润的退出和深圳地铁入场成为万科第二大股东，万科的股权之争或许将告一段落。深圳地铁对万科管理层的支持，将巩固万科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当然，万科管理层对公司的真正牢固控制，尚有待今后随着合伙人制度深化背景下，管理层不断增持公司股份而得以完全实现。

在《中国企业家》杂志2007年第10期所刊登的《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过万科企业制度是建立在现代人本主义基础之上，并指出万科应超越其职业经理人文化，及早导入后现代企业制度。事实上，最近十几年来，王石一直为万科股改而努力，只是由于早年留下的漏洞而充满艰难。

在王石的心目中，对经典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坚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是万科文化的延续，这相当于是王石本人生命的延续一样。未来的万科，在文化上一定是开放的。万科现在所倡导的创新文化与互联网思维，必定有赖于新文化的注入。曾经的万科治理模式，虽然尚难脱离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瓜葛，但万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宝万之争”所引起的万科治理结构的评论，与安然、世通事件的评论一样，目前尚缺乏从治理范式变革角度的超越式洞察。“宝万之争”的重点，既非“野蛮人的入侵”，也非王石作为经理人的强硬，而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变革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再提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显然已经太落伍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无论如何完善，都避免不了股东与管理层的对抗。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无疑是在一种旧时代的思维下不合时宜的举措。

面对万科和安然事件，外界提出的均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疗方案。即在现有公司治理结构的范围内，寻找技术性解决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思维与视角的改变，是完全跳出陈旧框框的崭新的高度。一个时代过去了，现代公司治理范式，正在成为历史。

作为万科的创始人，王石把自己定位为经理人的情怀是伟大的，他所坚持的现代企业产权理念也很伟大。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企业必须跨越式发展，及时导入后现代产权制度。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都是产权问题。产权不仅是治理结构的基石，也是所有管理体系的基石。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