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企业变革，多为外科手术式变革。从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企业再造开始，至今全球企业变革仍然是局部的。囿于时代的局限，虽然哈默和钱皮试图引领一场全面的管理变革，但他们所实施的企业再造，只是经营流程和组织再造。彼时，管理理论与社会条件都不成熟。哈默和钱皮只是以时代先知的姿态，率先敲响了现代管理危机的警钟。

颠覆式创新之父克里斯坦森指出，那些被新技术淘汰的企业，在管理和敬业精神方面都无可挑剔。正如诺基亚前CEO在诺基亚被微软收购时所慨叹的：“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加里·哈默指出，通用电气、杜邦、宝洁等公司的成功不是得益于卓越的产品、杰出的员工和优秀的领导者，而是基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即管理创新。在过去100年间，管理创新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创新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傲慢是伟大公司走向自毁的祸首，大公司的傲慢包括显性傲慢和隐性傲慢。通常人们只强调显性傲慢，却忽视了隐性傲慢的存在。而无疑，后者更具毁灭性。

由管理范式所导致的隐性傲慢，是西方科技巨头在中国折戟的深层原因，也是柯达、诺基亚等巨头陨落的主因。

任何科学领域都存在范式，管理也不例外。诺基亚、柯达、索尼等巨头的集体沦陷，不是由于他们缺乏创新精神，而是由于他们的管理范式太过完善。但克里斯坦森所说的“良好的管理”是相对于过去而言，这从本质上并非“良好的管理”，而是陷入了某种管理歧途。

几乎每一家大公司都重视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甚至曾经的创新领头羊微软、思科、IBM、联想等都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创新困境，这与他们在管理范式创新方面的落伍有着根本的关联。大前研一指出，公司做大以后，就会目空一切。大公司的人就会开始向内看、向下看、向后看。如此，就会逐渐形成隐性傲慢。正是这种隐性傲慢，成为大公司自我毁灭的主因。

加里·哈默指出：“当企业遇到大的，为数众多的问题时，管理创新能产生一种难以模仿的优势。许多高管发现，采用一种突破性的商业模式，比丢弃他们心中固有的管理理念容易得多”。管理理念是一种思维定势，没有什么比突破思维定势更为艰难。思维定势正是最大的创新囚牢，其背后则是世界观。

在互联网文化席卷全球商业界的今天，大多数企业家虽然认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甚至也津津乐道于战略和组织模式的创新等等，但仍然缺乏对管理范式系统变革的整体认知。这是由于管理学的整体滞后，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整个时代思想的贫乏。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撰稿人罗天昊和《数字商业时代》主笔金错刀等知名财经专家专访。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