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持续存在是因为贫困标准不断提高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10%左右的群体相对处于社会底层。从绝对意义上讲，贫困一直存在。而今天说的贫困，是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构建的问题。1993年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七年解决八千万贫困人口。但现在怎么现有还是八千万？这是非常政治化的问题。
根据财力由上而下确定我们所能解决的贫困人口数是一个主观标准。1985年贫困县的标准是一个县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当时有258个贫困县。到1993年贫困线划在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下，当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贫困人口数量是8000万，贫困县的数量从258个扩展到592个。到2006年时贫困标准提高到600-700元，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降至2148万。到2006年标准提高到700元，2008年把标准提高到1196元。到2011年，我国正式把贫困标准提高到2300元，这个新标准使得我国贫困人口涨到1.2亿。到了2015年年底，大概到了5000多万。
我们的贫困人口时而7000万，时而8000万，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人均收入在上升，贫困人口的收入也在上升。因此我们贫困人口数的不停变化，是我国贫困标准的提高造成的。此外在世纪末解决贫困问题是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贫困县的确定过程中一定会有优惠政策，于是大家都往里挤，导致贫困标准的严格性降低，这就生产出了贫困。
所以贫困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是随着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考量而变化的，并不客观。真正客观的是无论扶不扶贫，贫困人口永远都有10%。如果不扶这10%，他们的生活会很悲惨；若扶持，那他们会好过一些。按照西方福利社会的标准，他们生活在不会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基础上，但不可能有钱出去度假。而在像非洲这样没有扶贫和社会保障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很差。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数据？因为贫困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精准扶贫都非常对，没有问题。二是为什么数据在发生变化？因为贫困线的不断调整，有政治、社会、经济的综合考量。这种制度在扶贫的同时本身也在生产贫困：过去的标准还不到半美元，而现在的标准接近1美元，以后还可能用2美元。大家生活水平还会提高，所以贫困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国减贫起始条件宽松，因此改革初期实现大量脱贫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美元的标准来衡量，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总体贫困的发生率是84%。但是我们的扶贫到1986年，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45%，这个事实被很多人都忽略了。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七年里，我们实现了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扶贫：我们有将近一半的穷人——好几亿人口摆脱了1美元标准的贫困。
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能获得两大启示：首先是为什么这一阶段会产生这么大量的脱贫。我们的减贫的两个起始水平：第一，我国在非常平等的状况下开始减贫。这时我国全国基尼系数不到0.2，是一个相当平均的社会，没有任何势力集团、利益集团，也没有任何大的权利不平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减贫非常快。这对西方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度特别高，减贫和增长非常困难。第二，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相对来说最为宽松的一个阶段，尤其是思想。我经常批评民主原教旨主义，不能太强调自由，自由在经济概念里有很多非常核心的元素，这和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经济的贫困有关。
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是实现减贫的动力
实际这一阶段我们没有扶贫办和扶贫项目，而是靠一个能使大家都公平受益的增长机制，这是社会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基本条件，我们现今的扶贫难度恰恰在这。穷人之所以不能够很快的解决贫困，就是因为结构化的问题。如果没有“消除结构化”这个条件，脱贫会很难，因为让贫困户养一头猪去脱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种结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制度优势，通过社会主义、共产党代表人类利益的政策优势才能打破它。
那么80年代中期到93年前后这段时间，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靠的是什么？这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使农民收入增加，所以在第一阶段农业收入大幅度提高，接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打工收入提高，这两个是促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转型的动力。此外，我们允许流动，允许这些人在市场里寻找机会，这也构成了我们减贫的一大动力。新世纪以来，我们进一步的减贫，就来自于整个城市化。
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的下降，收入的提高，来源于社会整体性的转移变化，这里包括农业向工业、城市化的整体转移。
现在的贫困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口转型。快速的转型使乡村人口流动，导致低保、教育等各方面的保护缺失，产生转型性人口。但如果经济能保持7%甚至8%的增长率，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再加上社会保护措施的不断完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第二种情况是，经过20多年不断的累积，我国边缘地区形成了成片的绝对贫困群体。这一部分已经受到结构化的影响，比较难解决。因为这个群体技能不够，只会做保安这一类简单的工作，但现在的一些工作都需要文化素养，他们没办法和优势群体竞争。此外他们没有积存的生存资本。比如扶贫项目来了以后，只要养一头牛，政府就给2000块钱，但这些人连养牛的资本都没有，包括住房，更别提其他发展资本了。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一般性的救助和扶持，是无法让他们走出贫困的。因此要对这个群体进行综合性的治理，想办法让他产生能和其他群体相竞争的基本条件，包括教育、培训的、资产获予等等。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穷人的资产问题，城里人的住房可以买卖、出租，那如何让穷人的资产也变成改善自身福利、提高水平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将其提上日程。
关于未来扶贫的问题，特别是从精准扶贫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资产经营要确保处在公平、不形成大规模破产、产生其他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情况之下。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所有实证经验证明，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了这样的资产制度，这种制度和发达度直接相连，而所有贫困国家反倒不一定。因此，如何在现有社会政治制度保证的情况下推进穷人资产管理，而不是私有化，这个角度也很重要。
中国扶贫的世界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讲，中国10亿人口脱贫本身就对世界的意义重大，它将世界贫困比例降到很低程度。第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跟众多发展中国家是一起转型的，中国是这些国家中唯一脱贫并发展起来的国家，而且中国是依靠发展农业实现脱贫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转型成功的案例，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农业国，对它们而言中国的成功有借鉴意义。第三，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农业增长率是7%，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3%，所以农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重头。中国的贫困人口一下子从占总人口的84%降到42%，7年时间就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对于像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当时大家一起面临转型，都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目前看来只有中国探索出成功模式。
注：
本文是李小云教授在“凤凰大学问沙龙”上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