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陈柳钦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吗？
二战之后，由于原有的物质资本大量被破坏，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重建问题。因此，物质的需求又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希望借助自然科学领域新发展的技术来对既定而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最大化地促进增长，这是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数量经济学急速获得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也叫幸福悖论）”。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这意味着要在研究的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路径上，更进一步。“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弗兰克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这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投注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多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诸如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提出了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亚当·斯密那里是存在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根据己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看，这些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的学科，同时也逐步演化成为研究人类财富和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研究人类的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功利主义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对他们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纳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Christopher K. Hsee）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日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忘记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在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