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内知名学府，校长基本上都是院士或者专家，这相对于毛泽东时期的军管、工宣队等治校，显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但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你在工程技术上独树一帜，你能造航天飞机、造原子弹，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不代表你就能管好大学。教育业有教育业的规律，从来都没有无师自通的天才。有，也只是故弄玄虚，耍一耍对此无知的小民。

　　 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身份世人皆无异议。但蔡先生是怎么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教育家的？蔡先生做过教育总长，对国内形势洞若观火，又曾出洋专门考察德国、英国以及美国教育。他耗费了巨大精力研究了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实际，才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出台。

　　 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还要有把理念付诸实践的勇气。文化功底、政治智慧尤为重要。所以，在中国，做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困难的。

　　 教育家更看重的应该是其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不应是狭隘的，而需要有一个宽宏的视角，文化是与理工相对而言的，你在技术领域再领先，你也只是个技术家，而与文化无关，除非你个人长期有意识地历练。在某种极端意义上，院士、博导都有可能是文盲。

　　 从根本上而言，教育学属于文科范畴。数一数国际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在文科领域有所建树的。洪堡特开创了德国大学教育的新纪元，他本人又是一位语言学家，对各国文化有深入研究；国内搞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知名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无一不是文科出身。因而，院士做校长既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知识的误读。教育要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教育家、靠文化的发展。

　　 抛开院士做校长不谈，在当前治校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地方。最为显著的就是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政治技术官僚掌控话语空间。也就是说，教授治校流于形式。这里的教授治校与前面所说的教育家治校是不一样的。教育家更多的是体现在宏观层次，而教授则是支撑这一宏观的中流砥柱。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政治技术官僚不尊重教授治理的现象。清华大学在二三十年代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那时的清华大学便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教授学养越深，往往话语权越大，甚至形成教授可以弹劾校长的局面。试看今日之中国，有哪个教授能去做弹劾之举？

　　 教授治校与教育家治校是不矛盾的。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掌舵的人必须是教育家。教授治校体现的是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教育家治校体现的则是对教育科学以及教育规律的尊重。教授不是再为政治技术官僚服务，而是为教育服务。政治技术官僚则退出教育系统核心，仅仅作为必要的润滑剂存在，只是教授治理的一种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