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偏离与疏远

陈柳钦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到了18世纪末，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不过，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鸿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然而，尽管“显示性偏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人们的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并将效用视为个体福利的一个等价概念，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其主观思维状况，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

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