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汉语拼音之父”美称的周有光先生刚度过111岁生日。他出院不久，时常自嘲：“一定是上帝忘记了我”。八十多岁退休后，他的兴趣转到了如何“从世界看中国”。他说，对中国，一要乐观。二要相信进化论。

　　十天前，在冬日的北京，我去了一家书店。那里有个座谈会，庆贺周有光先生111岁生日。寿星已很少出门，缺席了。不久前周老刚病过一场，住进协和医院。他的老友、解放军总医院的蒋彦永教授告诉大家，老人已出院，基本稳定，还当场放了去病房探望时的录像片断。有光先生坐在轮椅上，像棵老树，半眯着眼，弱了不少。只有在听到他极为简练的答话时，我们才又重新找回他的机敏、幽默。有光先生在录像片段中言道：“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如果思想像叶片，那他仍闪烁着锋芒。

　　有光先生的寿诞，让我们每个人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人过中年，我对年龄有些敏感，40岁之后似乎再没有庆祝生日的冲动。周老过了111岁，他的名字是有光，晚辈也在分享他生命的坚韧与光芒。若以有光先生为榜样或标准，我现在还在青年的末梢，不到他一半的年龄。他是一个思想者。我们庆贺他的生日，并非仅仅因为他长寿的马拉松，而是因为他思想的活力与激情。预见和看见，毕竟还是不同的。他的长寿，在为他的学问与思想背书。

　　一年多前，正值有光先生110岁生日。马国川先生领我去他家里看望他。去之前，国川抱歉地告诉我，周老的儿子、八十多岁的晓平先生原本要来作陪，但因病住院了。不幸的是，去年春节后不久，晓平先生病重去世。这可能是有光先生漫长一生中最痛苦的打击。

　　有光先生也是复旦人，且与1905建校的复旦大学同岁（有光先生是1906年生人，此处指的是虚岁）。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共和国初年，他在复旦教过经济学。

　　有光先生现在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简陋公寓楼里。他的书房不大，他时常在书房的小沙发上踡屈着，和衣而眠。他幸运地经历了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朝”。因为活得够长，他的著说、文字与思想，似乎都注入了更多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而言，长寿才是硬道理。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过去多年，中国的情绪似乎一直在自信和自卑中摇摆。有时过于自信，有时又过于自卑。从历史上看，当中国过于自信时，正需要提醒自己警惕。

　　我举几个例子。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英国内阁铺出了最红的红地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陪习主席坐着金马车前往白金汉宫时，我在现场。这是我经历的第三次中国国家元首对英的国事访问，前两次是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红色大道的两侧，有数千人聚集，大部分是前来欢迎的大陆留学生和旅英华人。欢迎队伍很有组织，也是我经历的欢迎人群对国家认同感最强的一次。我和一些留学生聊天。他们对这个国家是自豪的。

　　（照片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在现场，还有数百位反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示威者。伦敦警方用铁栏杆划出一块地，把他们安排在特定区域，以免与欢迎人群造成冲突。我看到，在双方争持的边缘地带，中国的国歌盖过了示威者的口号声；一位中国留学生扛着硕大一面五星红旗，伸展开去，挡在藏独支持者的雪山狮子旗前。

　　次日，在网上查阅中国主流媒体，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报道提及那个特定时空的示威事件，连英文的《中国日报》对此也不着一字。作为历史记录，这个事件是不存在的。2015年，中国的情绪如此自信，官方媒体却在叙述另一个历史。我告诉前来伦敦采访的中国记者，中英之间并无蜜月。英国国会、反对党、工会、相关的NGO、人权团体对英中关系走向多有批评或指责。如果媒体不告知中国民众实情，又将很快重陷民意的僵局和泥潭，以及决策与判断的困惑。

　　另一个例子，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近期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有关，这部片子是纪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岁诞辰。这个难得的纪录片，共五集。第三集中，有一个数秒钟的镜头，是一份被动了手脚、重新排版的1982年《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是“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头像被删去，由另一位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取代。

　　原版报纸上，李先念的头像放在第二排，现在移上了第一排。同时，在副标题中，赵紫阳的名字也被移走。在2015年，仍出现伪造的执政党报纸，实在匪夷所思。

　　记得是2008北京奥运会前，我在伦敦听过一场来自中国的主题音乐会，叫“Bravo China”。中文的意思，就是“为中国喝彩”。坐在音乐厅里，我难以理解：为何要耗费巨资，不远万里，跑到全球性大都市巴黎、伦敦、莫斯科，提醒别人为中国喝彩呢。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自信？

　　1997年, 为一部历史纪录片，我去哈佛大学找史料，做采访。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在家里接待我（赵如兰教授前几年已去世）。她说，她父亲和胡适先生一拨作为庚款留学生，一到美国就加入了世界公民协会，重要的是融入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她的父亲非但学物理，学数学，还练拳击、举重，学音乐学作曲。一个国家，也需要健全强壮的体格、健全的思想。由经济学家半道改行，有光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汉语拼音之父”，为国家尽力贡献。八十多岁退休后，他开始思考一些大的问题。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要从世界看中国。

　　从诸多常用的国际指标看，中国已是一个政经大国。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仍在制度的新旧胶着中，仍在现代化的边缘行走。百年前开动的启蒙运动仍在途中。文明的学习与薪火相传，要靠年青一辈。期待周老继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