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语的解释中，各个义项，都没有公，而是强调“正”和“平”，不偏不倚，或者说是准确，正确或精确。但是在汉语的翻译中，会自然的把justice与“公”，也就是public联系起来，说成“公平”和“公正”。类似的，还有公开，公义等等。

　　我不是在探讨翻译问题，而是想通过词语的蛛丝马迹摸索中西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西方人说的juste和中国人说的“公平公正，都是与居间裁判有关，所以翻译的才会把它们看成对等的两个词。仔细考察这两个词在各自文化中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看到中西文化中的“裁判”概念并不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公”，才能正，才能平。因此，中国人说公平是理所当然的，按中国人的理解：但凡有私心，则必然不正不平。如果不能克服“私”，不能实现“公”，当然也就不能“平”，不能平天下。就像《礼记》说的，天下为公。《论语》对统治者的“公”的意识也是反复强调。因此，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的目的就是通过克服私心，才能具备“平”天下的素质。作为政治家，就必须知道解决私利冲突时站在公的立场上去思考。

　　而西方则缺少“公器”的文明传统，法语里面public这个词要到16世纪才出现，因此他们只能采用协商的方式，这也是西方人特别看重的协商理性，对话理性。

　　这种公私意识体现在中西方对革命的理解，就有了更明显的差异。我们从法国大革命这个实例进行解读：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契约论》，通过他构想出来的文明发展史，卢梭这样来理解政治的本质 ：政治是私利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如果私人权利的让渡最后没有实现契约的规定，货不对版，那么就要解除合同，重新再来一次交易。革命的合法性是在交易之初就确定的：如果交易的一方不能执行合同内容，就应当解除合同。

　　而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也就是确立一个能够给予最终裁判权的“公器”。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模式和理想是“天下为公”，如果确定现存的政权不再能够代表“公义”，那么就要来一次革命来推翻现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公”伦理的政权。我们看，《易?革?彖传》对此有很好描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通过经典从根本上确认了革命的合法性，也对革命提出了严格的约束：必须是抛除私利，确认政权不再符合“公义”，要求大道为公。因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是众人利益交易的货不对板，而是“替天行道”。然而现实中，人并不可能抛除私心，所以革命的口号和意识形态与最终形成的新政权的现实之间，会有相当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