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1：

我在读过程哲学导师怀特海的书时，被里面的一句话深深打动，“在每个明显过渡的年代，人们都在无声而被动实践着一套正在过时的习惯和感情模式。与此同时，一整套新的习惯正在形成。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夹杂着衰亡者的悲惨和新生命的朝气。”过程哲学的精髓是自然作为有机体的结构性进化，也就是说，进化是必然的，但是进化到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知。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是技术的使用者或者被影响者。你就是自然有机体中的一员，在这个明显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里，问题不在于我们骑不骑到新世界的背上，而在于你是否有能力挣脱即将死亡的机体，成为新的自己，和自然共同进化。

世界观2：

我是一个怀疑论者，对任何带有风潮都保持警惕。人人创业是必要的吗？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是唯一生路吗？BAT的格局真的会被打破吗？虽然上海也有不少创业公司，也不乏雄心勃勃的创业青年，但已经格式化的上海式精明会把关乎这个时代的种种冲动隐藏起来。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抽离、可以停滞，却无法疯狂。

越来越多身在北京的朋友都在做着和创业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事情，他们邀请我回北京的微信也日渐频繁。所以，我干脆做了一次非正式的密集拜访。初衷很简单，我摒弃了一个观察者的立场，让自己试图以一个创业者的姿态去感受这里的无限风光。

直到那时，我才真的被震撼到。一个晚上可以赶三场饭局，每个局的主题都是创业，你都可能遇到聊得投机的人，产生做其创业合伙人的冲动。和我谈天喝酒的创业者都满怀激情，远没有媒体描述般肤浅躁动。他们屏气凝神于团队管理、产品研发和公司战略。他们也深知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也许这是实现个人梦想的最佳窗口期。他们的兴奋中夹杂着焦虑，被财富蛊惑的躁动中带着克制和冷静。

世界观3：

我刚刚到位于湖北宜昌的一家隐形冠军做了两次深度调研。也许你不知道安琪酵母，但你一定吃过发面馒头或者烘焙糕点。可以这么说，安琪酵母是这些面点的最核心生产要素，它占据了国内最大的酵母市场份额。在这家企业调研时的最大感受是，对创新的追求、对市场的反应速度以及对战略进度的把控，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闭环。

在艾森哈特教授的《边缘竞争》一书中，她以计算机行业为范本，提出了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如何对不可预测性进行管理，也就是变革管理。这是一个用传统管理范式无法加载的时代，当变革成为常态，又要让变革保持致胜惯性，这其实是一个在“推拉”中保持平衡的高难度动作。

企业需要做到：对变革做出反应；对变革做出预测；领导变革，即走在变革的前面，甚至是改变竞争的游戏规则。艾森哈特认为边缘竞争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的支持，这种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在固定式结构和松散式结构间寻求最佳的结合方式。

我对“边缘”一词的理解有两层：艾森哈特提出的企业要在追求前进和保持稳定之间的边缘行走；克里斯滕森在颠覆式创新理论中提到的边缘产品，即颠覆现有产业格局的一定是来自边缘地带的产品。因此，企业一定要有“半固定”的思维，

把对业绩的追求转化成对应变能力的追求。

安琪吸引我的恰恰在于，其在传统产业之中，却无意间几乎完美地实践行了来自于新兴产业的边缘竞争策略。比如，如何界定产品研发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如何在中国企业竞相多元化的时候确立专业化路径，如何对产品进行具有涟漪效应的迭代开发，如何围绕酵母应用范围而非产业链纵深度进行源创新，从而不断突破产业的边缘地带。

这是一个对中国正在寻求转型的传统企业，甚至对大多数创业者都有启发的样本。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种种概念喧嚣不已的时候，似乎有一种规律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它也许会有变幻不同的装束，寄居在不同的身体，但其灵魂并没有发生改变。

企业的进化依赖于偶然或者必然的创新，而创新的基础逻辑是追求永续经营，这一点是在我和安琪董事长俞学锋长达10个小时的对话中反复求证的。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自由的本意是对生命中无限可能性的追求，这本身就是在空间的维度中寻求永生。

世界观4：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不妨回到1920年代的美国看一看。

埃蒙德·威尔逊将美国历史上的这黄金十年成为“醉酒的狂欢”，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则称其为“世上最大规模的纵情狂欢”。这些带有讽刺意味的评价不仅仅是指股市的投机潮到达了史无前例的热度，更是因为美国率先进入了消费社会，有人称这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革命年代。

1928年，二千七百万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千五百万个电熨斗、六百八十万台吸尘器、五百万台洗衣机、四百五十万台烤面包机和七十五万台冰箱。登记在册的汽车数量也从192年的九百三十万辆增加到1929年的二千三百万辆。汽车生产量的井喷繁荣了整个产业链条，比如轮胎、玻璃、油漆、金属、水泥，与之相关的橡胶、棉花、建筑、炼油也在迅速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国高速公路的建设。

繁荣的背后是电力的高速发展，从1899年到1929年，发电能力翻了3倍，用电量上涨，电价大幅度下降。因此，作为美国经济火车头的汽车业可以利用电气化生产不断进行规模扩张。支撑其扩张的则是来自于股市的信心。

1920年代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科技产品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电话。在和西联公司的角逐中，后来者贝尔公司在进行一次兼并整合之后，逐渐占据上风，并进行了全美范围的业务扩张。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就像当下的移动互联技术，让资本看到了新的投资机会，大批创业者投身其中，进行相关产业创业，收音机便是其中的重要产品。

1922年，美国商务部批准超过200家电台进行广播，无线设备商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收音机价格的下降，广播公司开始开始播放商业广告。1924年，无线电广告销售额便达到三亿五千万美元。《广告狂人》中展现的广告业黄金时代即将到来，而消费广告则是美国经济大繁荣的重要表征。

在这个让伍迪·艾伦无比怀念的黄金时代中，政府的减税政策、具有质变意义的科技进步、保持十年疯狂的股市是支持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景观的支柱。此外，还有一个在今天商业史学家眼里无法忽略的因素：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崛起和创业潮。

1879年，贝尔公司和新英格兰电话公司合并，组成全美贝尔电话公司。西奥多·维尔出任总经理，威廉·福布斯出任总裁，二者联手把贝尔的梦想在全美境内实现。用美国历史学家拉里·施韦卡特的话来说，“贝尔两位创始人被迫离开电话行业，说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职业经理人的领导，而发明天分和创业精神此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在1920年代，得到了摩根公司的资本支持，加之维尔的管理天分，全美电报电话公司进行了大量兼并，降低服务费，抢占市场份额，并迅速形成垄断局面。

当然，事情存在着另外一面。帮助全美电报电话公司成为行业寡头的是无数被其兼并的创业公司。很多企业和行业在以前并不相干，但经济发展带来了大企业和行业之间的整合。结果是，大企业越来越大，创业公司的破产率越来越高。

1919年到1929年，创业者看到了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业带来的新兴服务行业曙光，开始慢慢脱离制造业。这十年间的创业公司数量从170万家增加到302万家。在20年代到后5年，而那些依然从事小型制造的公司中，60%宣告倒闭。

制造业式微，新兴服务业崛起。

世界观5：

将时钟拨回到2015。这一年中国互联网的两大主角：大公司、创业者。

BAT的格局依然稳定。这三家的战略步点无论能不能赶上风口，起码强大的资本整合力量可以让他们通过收购保持相对完整的格局。典型的莫过于李彦宏愿意拿出账面上的现金重新盘活糯米网，希望再战O2O。而马云的阿里巴巴更具想像力，今年一连串对传媒影视业的投资让人嗅到了1920年代麦迪逊大道的明星香水味。

大公司依然是大公司，那些在垂直领域里保持领先的中型公司则通过合并的方式正在成为大公司。美团和大众点评、去哪儿和携程，我认为两起合并案跟所谓资本寒冬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互联网本身具有的“锁定效应”就决定了只有寡头才能生存。由于信息具有无上限的生产空间，围绕信息进行的运营管理难度会越来越大。此外，在用户没有对某类技术或者信息服务形成依赖之前，同类型服务在争夺用户时所耗费的成本会逐渐趋于沉默，无疑，这是对资金运营能力的巨大考验。

合并在所难免。

巨头们在一手遮天的同时，创业热潮持续汹涌，但这不是悖论。

创业公司在这个时代的作用有二：

首先，这是企业家自生长的机制。一方面原生创业者中会出现万里挑一的力量，另一方面创业会是中型公司合并之后的裁员流向。一些长期在这些企业中担任中层的员工，会利用手里积累的资源进行创业或者分流到小型公司中担任高级管理者，这种转变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机遇。

其次，帮助我们理解公司的意义。我问过的所有创业者，他们并没有思考“永续经营”这样的命题，相反，他们想的只是如何还能再第二天存在。这跟我在访谈成熟型公司时的感受完全不同。

其实就像我在前文提到的，是否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贯穿其中呢？无论是不是在追求永续经营，起码背后的主旨是一致的，对生命的渴望。

有两位创业者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一定要爬过去，不管姿势好不好看，起码我能活着。”“活着”是“永续”的前提，也是所有企业经营者在殚精竭虑的。

我在文中谈到了互联网，谈到了传统行业，谈到了1920年代的美国，其中的共同点在于都要面临一个新与旧的临界点，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治理，公司和社会的常态都是在新旧之间醒来睡去。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每一天都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要刻意努力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因为骑不上去，就可能被巨大的虚无感摔死。不如和它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努力在新世界中拓展自己的生命纬度，让彼此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