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文化和人及人群相关，即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文化；同时，文化和领导者（管理者）的价值观选择及制度设计相关。那么，除了这两点，文化还和什么相关？熊秉元先生在《正义的成本》一书中，提到了农业社会的“手足之情”的例子：

　　“因为在农事上要一起耕田、除草、插秧、灌溉、收割，所以兄弟之间，自然而然地发展出紧密的关系。而且，除了生产上合作之外，在消费和储蓄上，也都是共存共荣、休戚与共。一旦面对天灾人祸，还要互通有无，发挥保险的功能。因此，需要为发明之母（经济学家会说，需要为供给之母）。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不知不觉地雕塑出浓厚的手足之情。一般人会觉得，这是民风淳朴使然；在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眼里，手足之情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事出有因、具有功能性的内涵。而且，为了维护和强化这种功能，人们还会发展出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心理上或道德上的责任感、羞耻心等观念，来支撑手足之情。”

　　熊先生这个观点说得真好。其实，从经济学角度说的“需要为发明之母”，从人类学角度看，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先生所说的“文化的功能论”——文化是有其“功能性”的，所有的文化之所以出现（无论是物质的、行为的），是因为他们“有用”。

　　农业社会产生手足之情，那么，在现代的非农业社会体系中，手足之情还存在吗？熊先生接着说：

　　相形之下，在现代工商社会里，兄弟们通常不再以农为业；有正常固定的收入，也不会受水灾旱灾的影响。万一有了差池，也有各种的保险和储蓄可以因应。因此，无论在生产、消费、储蓄还是保险上，兄弟们都不再需要作密切的配合。工商业社会的手足之情，也就很自然地和农业社会里的大不相同。抽象地看，这表示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人们会发展出不同的工具。

　　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文化与人类或某一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即有怎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有怎样的群体文化。不过且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曾经和一个朋友交流，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从中国社会看，尤其是相对较大的城市看，完全是一个熊先生所说的“工商社会”了，但为什么人们还要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地“称兄道弟”呢？我想，这个“称兄道弟”之所以存在，不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一种“遗存”，还是尤其实际的“功效”的。

　　那么，为什么熊先生说在工商社会中手足之情不大可能存在，而在我们的社会系统中尚存在并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我感觉，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的工商社会，还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商社会”。在我们的这个“工商社会”中，还存留着大量的传统因素。按熊先生的说法，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生产、消费、储蓄、保险”都还存在着许多不能自主的东西，所以，还需要兄弟们相互“拉一把”！

　　举个例子，你去某机关办事，按照常规，你可以直接去办理，但我们都知道，尽管中国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但依然有一些衙门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兄弟在那里，你就可以托兄弟帮忙啦！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但在生产和生活当时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体制和机制。拿去政府机关办事来说，如果有足够的监督、足够的约束、足够的透明，这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改变了，大家之间也就慢慢不再去费心费力地去“称兄道弟”了。所以，基于此，我倒觉得，熊先生所说的“现代工商社会”，还不如叫做“现代法治社会”更为恰当。

　　说到法治、体制机制和“称兄道弟”，还想说说另外一个有些吓人的故事：

　　《独裁者手册》的两位作者梅斯奎塔和史密斯说到独裁者时，讲了一个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故事：奥斯曼土耳其的皇位继承非常血腥。不成功的兄弟通常被杀掉。穆罕默德二世（1429–1481）通过“新君弑杀兄弟法”将这种行为制度化。根据这项法律，所有不成功的皇位继承人都将被丝绳勒死。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三世据说杀掉了19个兄弟、两个儿子以及15个怀孕的父王的妻妾，以此清除了眼前或未来所有潜在的威胁者。到了17世纪中叶，这种行为被较为仁慈温和的做法取代——将所有的男性亲戚关在托普卡帕宫的第四庭院——几乎可算是最早的黄金牢笼。

　　尽管也看到诸多中国古代专制王朝“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以及父母为保皇位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邪恶故事，但还真的没发现那个皇帝敢通过制定法律来“合法”地杀掉自己的兄弟。而且，他还要能够想象和承受另外一种情景，就是在他死后，他的绝大部分孩子，将被最歹毒的那一个给干掉！

　　而从文化意义上解读，这样的文化也是“有用”的：在一个你不杀人必遭人杀的游戏规则中，“新君弑杀兄弟法”，也不过是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子子孙孙们“讨生活”的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