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结构中挖掘稳增长潜力，用稳增长为促改革护航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从宏观看，尽管“国内三期叠加”、虽然“全球复苏艰难”，但是我国经济仍然实现了缓中趋稳，经济结构趋向优化，新增城镇就业突破1300万，物价涨幅总体保持较低水平；从中观看，机电制造、房地产、汽车制造及其关联行业明显减速，传统的支柱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大幅下降，然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出来，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工业的增速均快于全部工业，产业有向更高级形态演进的迹象；从微观看，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的背景之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成本上升与产品价格下跌叠加之下导致利润大幅缩水，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交织，与市场关联密切的企业要经受需求萎缩的煎熬，与政府关联密切的企业要面临的是政府改革的严峻挑战。从三个层面观察经济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表明三个层面的关系尚未理顺。2015年最重要的就是理顺这些关系，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之间的平衡，在调结构中挖掘稳增长潜力，用稳增长为促改革护航，推动经济沿新常态轨迹行稳致远。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 稳增长 调结构 促改革
2015这一年，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复苏将继续与再平衡进程相伴，虽然经济小幅复苏，但各国彼此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未因此而恢复，国际资本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流动将更加频繁，地缘政治的风险此消彼长、随处可见，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从国内看，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推进、强力攻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启动元年，法治建设必将扎实推动、适时亮剑，“十二五”规划将在此收官，新的宏伟蓝图将在次年年初呈现。因此，2015年，必将又是一个复杂的年份，充满机遇和惊喜，也充满挑战与艰难，这个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时代，既然我们赶上了，就要积极认识、适应并引领这个新常态。
一、2015年宏观经济环境的总体判断
（一）世界经济分化式复苏导致了分化的货币政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新常态，2015年，全球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复苏力度有限，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8%，较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走势分化延续，美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改善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美国去杠杆进程已步入企业和居民加杠杆、政府去杠杆的阶段。随着消费者信息提升以及企业支出亿元增强，美国经济自主复苏动力增强；欧元区经济仍将受到高失业率以及通缩困扰，加之欧俄相互经济金融制裁短期内难以解除，欧元区经济难以大幅改善；新兴经济体由于内部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将继续压制经济潜力释放。这种分化式的复苏导致了分化的货币政策。美联储推进货币正常化进程，欧元区则可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也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各方政策分化在加大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难度的同时，也将加大全球资本无序流动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美国经济的实体回报率提升和居民加杠杆周期再启动意味着过去流入新兴市场的美元流动性将会回流美国。如果新兴市场外部流动性紧缩，过去的资本流入很容易逆转为大规模资本外逃，引发货币危机，这可能对我国货币供给以及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冲击。央行陷入“资本流出-抵补基础货币缺口-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加剧流出-更大的基础货币缺口”的恶性循环。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复苏并未使国际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全球经济再平衡与经济复苏伴生是这一轮复苏的显著特征。原来的失衡状态下，一方是贸易顺差的积累，一方是贸易逆差的积累，尽管失衡但彼此关系紧密，然而在危机爆发使这一失衡进行了一次强制性调整，这一方的积累的顺差在下降，那一方积累的逆差也在下降，经济又失衡走向了平衡，经济的复苏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本国消费和投资，而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进一步松散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于各国的带动作用也减弱了。据测算，美国2011~2013年名义GDP增速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进口需求增长1.38个百分点，远低于2003~2008年间的2.29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对于进口带动作用下降，进而对我国出口带动也将减弱。尽管目前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双边贸易的区域拓展政策均将有利于让出口恢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但在汇率、劳动力成本、发达国家去杠杆等多种因素制约下，我国未来出口不会有明显改观，而是延续近年来的中速增长。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
（一）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从供给因素来看，人口红利减弱、储蓄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从需求因素来看，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城镇化速度放缓、出口增速回落，也会带来潜在增长放缓。这些分析都是在描绘长期增长趋势，而短期内，从2014年的7.4%左右的增长水平看，我们认为经济实际增速可能会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理由是，PPI已经持续34个月处于负增长，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产出存在严重的缺口，因此，简单地判断，2014年的潜在增速至少高于7.4%。2015年的潜在增速也不可能大幅下降，至少也在此附近。然而，我们预计，2015年的实际增速也只可能是略高于7%，明显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在需求面新增新兴力量尚未战胜传统萎缩的力量，投资项目得不到适合成本的资金支持，在供给面产能利用率还难以恢复，巨大的产出缺口仍然保持。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剧使得政府投资需求与到位资金的矛盾更加凸显。近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结构性减税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不断放缓，而财政支出保持刚性不减，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凸显，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与房地产调整、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相关的金融产品违约风险开始暴露，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财政金融领域传导。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随着经济放缓、财政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经过几年的大量举债，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之后，地方政府性债务必须要全面清理甄别。据有关研究估计，截止2014年底，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规模大概是13-15万亿，比2013年6月末的10.89万亿增长20%以上。此外，融资平台监管收紧，在加上大规模到期债务以及利息负担，2015年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以及违约风险都将大幅提高。由于债务甄别，部分需求将转向政府担保的政府性债务，城投债规模将在供给和需求双放缓中略有下降。而二级市场城投债走势将分化，城投公司代为举借的带有公益属性债务将划回地方政府，其收益率将有所下降；而未被纳入的部分城投债在城投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很弱、再融资环境有所收紧、偿债高峰期陆续来临等背景下，不排除个别城投债存在因无政府信用背书而出现违约的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增长，政府投资需求在大幅提升，由于政府的融资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导致这些投资的稳增长效果将有所折扣。PPP模式虽被寄予了厚望，但PPP模式短期内至少在融资的量级上肯定无法与过去城投相提并论。
（三）房地产继续处于深度调整期。201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房地产投资、销售面积等相关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产业链条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等建材等都进入中期低谷。房地产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过去5年，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22%左右，占全部投资的20%左右。由于过去两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房地产库存量处于高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房地产行业潜在需求已在2013年发生逆转，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我国住房的需求峰值约为1200-1300万套，这一峰值在2013年已经基本达到。由于供需状况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全面调整还将继续。由于房地产业相关产业链条长、涉及范围广，房地产业调整将继续影响相关产业，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的信用风险可能进一步突出。截止到去年12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34个月下降，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连续31个月下降的记录。居民消费品价格与工业生产者价格“剪刀差”，说明我国产能过剩不仅仅是需求不足引起，还有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带来价格传导机制不顺畅的原因。在去产能化背景下，部分行业信用风险突出。据有关分析测算，资产负债率在55%以上的行业占比接近50%，其中房地产、公用事业、钢铁、化工、通信等行业杠杆率较高。偏高的资产负债率加剧其信用风险，以采掘业、钢铁业等中上游行业为例，受制于产能过剩，需求难以明显改善，其短期盈利能力回升的难度很大，盈利水平受限，但融资成本依然较高，在行业未走出周期性谷底之前，信用风险将难以降低。
三、几点政策建议
立足当前形势，着眼于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我们认为，既要科学把握经济减速趋势的客观性，同时也要防止经济由“减速”演变为“失速”，在宏观政策上，应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平衡，更加注重结构化调控，以灵活的市场、扎实的创新、宽松的政策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在确保经济增速和就业稳定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民生得到改善，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要着力用结构性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结构调整中挖掘稳增长的潜力，再以经济增长的稳定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条件。只有运用结构性政策、从调整结构中耐心挖掘新的增长潜力所在，精准发力、有效突破，才能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也只有稳定增长，才能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只有真正理顺了这三者的关系，才能确保经济沿着新常态的轨迹上行稳致远。
（一）防范经济“减速”演变为“失速”，适度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考虑到我国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已经较大，债务杠杆率偏高，股权融资规模和比例短期内难以明显提高，要有效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明年应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适当加大政策力度，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形成更有力的信号效应引导市场预期回升。
一是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综合考虑经济形势对财政增支需要以及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要求，建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均做扩大规模的安排。其中，考虑到需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重、融资成本高、融资期限与使用期限不匹配的存量债务进行置换，以降低融资成本，确保地方政府债务链不断裂。
二是推动结构性减税。在适当提高赤字率后，可以相应扩大增值税转型、“营改增”等覆盖范围；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放宽范围并降低门槛；更好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促进研发投资增长和企业技改升级，激励更多的创业型企业发展，切实发挥税收政策效应。
三是扩大有效政府投资。为有效防止经济惯性下滑，有必要以政府投资的扩大，支撑和带动社会总投资增长从低位回升。扩大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选择，应充分考虑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将投资方向主要定位于加强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民生，以及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二）强化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积极应对“三去”背景下带来的各类风险。“三期叠加”仍然是当前宏观运行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去泡沫、去杠杆、去产能”的任务较重，并可能引发严重的风险。要密切关注各类风险的发展趋势，使用差别化政策逐步化解风险。
第一，加强对房地产市场预期的引导。当前，房地产市场最需要的就是稳定预期。要加快建立房地产风险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对商业银行房价下跌的压力测试，制定分级防范的处置预案，严防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风险叠加爆发，避免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同时，地方政府要以合适手段引导市场预期，及时根据本地区的房地产行业状况，适时适度调整本地区的调控政策，准确地向社会解读调控政策的变化。
第二，实施“结构化去杠杆”的定向调控。由于我国的货币存量和整体杠杆率水平较高，整体放松流动性的条件不具备，而在宏观层面推动“去杠杆”对于符合结构调整方向领域的发展同样会形成抑制，因而需要采取定向调控，实施“结构化去杠杆”，即对于杠杆率过高的局部地区和行业领域，要从防风险的角度逐步“去杠杆”，对于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领域，要创造能够适度“加杠杆”的环境。
一是保持适度流动性，同时完善金融风险的防控机制。我国的货币存量和整体杠杆率水平较高，整体大规模放松流动性的条件并不具备。但考虑到防止经济失速必须要引导预期，可以降息方式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在保持物价稳定和严控金融风险的同时，可考虑采取以降准的方式为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加快推进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发挥股权融资在去杠杆中的积极左右。
二是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定向调控。小微企业对稳定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重要意义，要相机使用好定向降准和流动性调节工具，建立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市场化手段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确保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能够真正惠及小微企业。
三是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生态经济及高新技术领域的定向调控。科学运用定向工具，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考虑将生态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纳入定向降准的考察范围，组建生态经济、高新技术领域的风险补偿基金和专业金融机构，加强定向支持力度。
第三，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政府要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落后、过剩产能的生产成本，更好地使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尽量避免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利用财税、金融政策，激励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兼并重组。同时清理地方政府出台的越权减免税和变相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让真正有活力、能够成为产业升级引领者的企业脱颖而出。
（三）加大推动改革创新力度，为培育内生动力创造良好环境。改革和创新始终是激发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要进一步扎实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强化改革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使改革的成果真正落地，要进一步为创新营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切实发挥创新对发展的驱动力量。
第一，扎实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新一届政府推行的商事制度改革已经显现出明显的成效，激发出了市场的蕴藏的活力，企业也尝到了改革“甜头”。然而，经济减速的压力仍然较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尚未根本解决，改革对企业活力的激发与经济减速对企业形成的压力正在进行一场“时间赛跑”。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发展混合所有制。二是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打破部分理财、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通过建立银行、信托、保险联动机制，设立最低补偿额度等方法尝试适当控制风险，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三是加快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适度扩大省政府发债规模。四是利用通胀水平偏低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电、油、气、运等资源和基础产品价格改革。
第二，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创新驱动发展，是我们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下一步，要切实为创新创造条件，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一是重视基础技术研发和公共平台的建立。通过政府采购和政策支持，组织和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支持基础性、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转化使用。二是强化人力资本培育。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基础，促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培养方向与企业需求进一步对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下岗职工的职业培训，帮助这些人实现再就业或更高层次的就业。三是完善创新体制。从根本上扭转政府过度干预创新、过度参与资源配置的做法，将以往的歧视性政策转为普惠性政策，强化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幅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及合并审批手续，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