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郧生

所谓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力的核心价值系统，它包括该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内在精神品质，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文化主体的态度、评价、情绪倾向和行为方式等外在风神。郧阳文化巨大的文化魅力就在于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因为郧阳文化精神是郧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一、敢为人先、开辟创新的的精神

首创首发、敢为人先，是指郧阳文化强调率先领先，勇立潮头，与时俱进而走在时代前列，敢做时代先锋，高扬大无畏精神气概的创新品格。亦即抢占先机，捷足先登，着先鞭开先河，先行先发，抢抓战略机遇，乘势而上。欲求超胜，势必敢为人先。提起郧阳文化，不能不提郧县人，因为早在100万年以前，他们作为亚洲人类的代表，已经开始了同大自然的抗争，已经把劈荆斩棘、开辟世界的足迹深深地留在郧山汉水之滨。

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在这里，女娲拉开了创新的先河：一是抟土造人，创造了人类；二是炼石补天，拯救了人类；三是兄妹成婚，繁衍了人类；四是制定了婚姻制度，教化了人类；五是创造了笙簧音乐，娱乐了人类。凭着这旷古烁今、齐天盖地的五大功劳，女娲既标示了郧阳文化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高度，开辟了郧阳文化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先声，同时也凭着这空前绝后的创造、空前绝后的义举、空前绝后的功德，奠定了郧阳文化空前绝后的影响，也正因此，她得到了中华民族广泛而长久的崇拜和尊敬，被炎黄子孙公认为创世神和始祖。[1]

完全可以说，郧阳文化中的人类始祖女娲神话种下了郧阳文化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精神火种。

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先导引领作用是郧阳文化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又一突出表现。提起郧阳文化，自然要提神农架。在这里，一代神农不畏艰险、踏遍神农架山山水水，降青牛、收药狮、斗群蛇 ，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制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是神农披荆斩棘，划破了愚昧落后的漫漫长夜，将文明世界的第一抹曙光带到了汉水之滨。他所体现的是典型的开辟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

凭着这种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精神，一代治水英雄大禹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当他治水来到郧阳山区的汉江，他发现，就在附近，除了汉江以外，还有自北而南的丹江和白水，全部都是白浪滔天，水势汹涌。这三条河水，其水患不仅威胁着河水两岸人民的生活，同时，对下游的荆州、扬州也构成很大的威胁。大禹治水历来是顺水之性，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而渲之，使河道畅通，东流入海。但在治理汉江流域郧阳周边三水的时候，大禹却出了“怪招”：不是采取以往疏通河道的方式，而是命令众人横江修筑堤防。众人疑问难道不怕水壅堤溃吗？大禹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汉江与黄河等河流大有不同。黄河上游流经黄土，携带甚多，而下游又无大湖为之渲泻，用了堤防之后，泥沙淤积，年深月久，必定溃决。而汉江流域郧阳周边三水，水清见底，流太平稳，在夏秋两季，上游水势盛涨、地势又陡，流势因此迅疾。在这里用堤防一拉，使他就范，直向云梦大泽而去，这样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于是，众人心悦诚服，汉江、丹江和白水上便多了三道大堤防，后来，人们便把这三道大堤防所在区域取名为“三澨”。直到春秋时期，古均州一带依然被称为“句澨”。

同样是凭着这种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精神，早在西周时代，在汉水流域郧阳山区已经响起了《诗经.周南.召南.鄘风》嘹亮的歌唱，从汉水流域的郧阳大山腹地走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著名诗人尹吉甫。随着他的闪亮登场，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由集体口头创作到个人书面创作、由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新时代。而他创作《诗经》中的重要诗篇和编辑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都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因为尹吉甫的开辟之功，在郧阳地区大山腹地形成了一个古老的诗歌部落，在这里，民间歌谣的创作历史是如此的久远、传统是如此的深厚、普及的程度是如此的广泛、影响扩散是如此的强力。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在这里泛化情形，可以推测《诗经》在这里的生根普及的程度。《关雎》头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在尹吉甫故乡的民歌则对它作了如此的“改编”：“关关雎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窈窕淑女难为你，君子好逑大不该，年年为哥来作鞋”。这是版本之一。再看其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还有第三、第四，如此等等。对此，袁源先生有一段分析文字：“究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周朝采诗官把《年年难为姐做鞋》这样的民间口头传唱的山歌加以修饰成《关雎》而流传千古呢，还是《关雎》那样的古老民歌，在鄂西北民间世代传唱，演变成今天的《年年难为姐做鞋》呢？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可以说明至今仍在古郧阳所辖的房县流传的传统民歌，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诚然如此。

以郧阳为主要根源地起家的楚庄王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更是这种开辟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的典型体现：“不飞则已，飞将冲天；不鸣则已，鸣将惊人”。楚庄王在位时期（前613-前591），曾问鼎周室（前606年），饮马黄河（前597年），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无论是铜器冶铸、丝织品、竹简、帛画、编钟音乐、漆器、哲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

郧阳文化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精神最典型的体现还在于她的一系列重大创造和突出成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上。为保护部落和族群，从商代开始，郧阳人就开始了青铜的开采和冶炼，近年发掘出的郧县锡穴、安阳铜矿遗址和辽凹梁子遗址就是有力的明证。为发展农业,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兴修了与都江堰同时代的伍子胥堰,至今仍在完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有效治理和安抚荆襄大流民，郧阳抚治超规模、超制度、甚至超想象地成立了，历时204年，历任130多位省部级高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政治、军事特区，开历史上行政管理改革之先；在这里，汉水文化产生和繁育了中国第一国教——道教、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世界民间故事村武家沟村、汉民族第一部神话史诗《黑暗传》，以及中国南方汉民族民歌村吕家河村等古老文化化石和传统文化瑰宝。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郧阳文化不仅是楚文化的摇篮，而且在整个汉文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这条河流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它也同莱茵河一样，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雏形。事实上，这是一条能不断生长和繁荣的文化河流，其魅力是无穷的。尽管它不曾有过工业文明的辉煌，但它具备了工业文明的活跃因素，它以其特有的流域性格，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郧阳文化伟大牵引力、生长力、凝聚力和强大推动力之最典型的体现，同时，也是郧阳文化的独创性和生长性之所在。[3]

二、天下为公的精神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价值原点。一个国家的传统道德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而要将体系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必须有一个价值原点，作为其灵魂才能实现。“天下为公”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价值原点，就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隐价值原点一样。同时，一个国家的传统体系的核心更多地显示出全民性。

“天下为公”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道德文化中崇尚群体的优良传统。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历史上的群体意识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是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真实的集体”(马克思语)，它同历史上产生和存在的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宗法群体，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统治集团的小集团、小帮派这类“虚假集体”是根本不同的。但传统道德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群体意识能够唤起个人对集体的道德责任心和义务感。“天下为公”包含了爱民亲民的民本意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这有利于我们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成“义”之所在，公民和个人必须将其摆在首要位置。

“天下为公”是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天下为公”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一是爱民主义内容。我们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办任何一件事，都应首先考虑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有损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爱国主义内容：每个公民都要把国家(天下)之事看作公共的大事认真对待，每个公民都不能干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方面：我党倡导的以文明礼貌、乐于助人、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礼貌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这些规范都离不开一个‘公’字。这个“公”，在任何时代，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四是奉献精神：每一位国家公民都应当从自己做起，为祖国多做贡献，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放弃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天下为公”就是爱国奉献精神。

以爱民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内涵的“天下为公”的传统道德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它经过历史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感同身受、最富有凝聚力的人文精神。以“天下为公”为起点，便有了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亡私”，便有了陈子昂的“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即平民) ”、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大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天下为公”点燃的是华民族不熄的爱国主义之炬。

西汉《淮南子》上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处处体恤民力，从不挥霍浪费，其“为匏居之台……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被史学家称为楚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孙叔敖早两个朝代。刚上任之时，令尹子文看到楚国百废待兴，财政极为困难，于是，“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毁家纾难”这一成语，就是高度赞扬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而不惜自己“有饥色，妻子冻馁”（《潜夫论·遏利》）。这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被楚庄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孙叔敖曾被司马迁尊为“古来第一循吏”，《韩非子》称孙叔敖当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栈车、牝马”，食用“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常常“面有饥色”；孙叔敖死后家无余财，其妻子负薪以自给。正因为楚庄王以“身治为国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国的强大、楚民的富殷。[4]

公而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既体现在历史上精英人物和领导阶层身上，同时，也更广泛、更突出地体现在郧阳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之中。郧阳文化的“天下为公”典型突出地表现为群体的高度文化自觉，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为了族群、集体、国家的大义、高义和公义而义无反顾的牺牲奉献上。

在我们生活的当代，提起郧阳人民公而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襄渝铁路、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为了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支援三线建设，数十万郧阳人民，义无反顾地捐献出上百万亩良田，砍毁了上百万亩森林，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祖屋，迁移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创业。特别是建设丹江、黄龙水库，郧阳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梅洁在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北去》中披露，在长达20年的建设中，平均每年调用郧阳6万多劳力，多时达10万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支劳动大军的劳动是无偿的。他们开山劈岭，筑坝修路。白天干在荒山，夜晚睡在铺着稻草的工棚，就连稻草也是各自从生产队挑来。他们吃的是从自己家里挑来的红薯、红薯叶酸菜、苞谷糁，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由生产队给记价值几分钱、几角钱一天的工分。由于饥饿和每天10小时以上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上泥石流、滑坡、放石炮等，修两个水库的郧阳民工有2658人致残，有210人失去生命，有的年龄不足20岁。

丹江、黄龙两个水库建成后，淹没郧阳地区良田31万亩，山林27万亩，淹没塘、库、堰、渠等水利设施5900多处，淹没公路180余公里，码头、渡口110余处，邮电、广播线路3000多杆公里。淹没区涉及5个县、25个区镇，其中淹没均州、郧县两座古县城和沿江7个大型集镇，动迁移民6.5万户，近32万人，拆迁房屋17余万间，在动迁的移民中，外迁移民9万多人，余23万人后靠就近安置，使本来耕地就很少的库区人民生产生活更为困难，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无法摆脱贫困。

据丹江工程局1959年84卷档案记载：1959年11月1日，各县支援丹江物资统计表中，郧县为：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一年中，支援木材9800立方米，黄荆条26615斤，抬杠13537根，青毛竹22021斤，龙须草128?0358万斤，木炭32700斤，粮食3025?73万斤……仅仅一年，郧县奉献给丹江工程的物资近乎天文数字。谁都清楚这些数字里面包含的是些什么！其他不说，光是抬杠、木材和木炭的数字，需要毁掉多少座青山？而丹江工程从1958年动工到1978年全部竣工，这是漫长的20年啊！当时郧县人民传着一句顺口溜：“精壮劳力建丹江，老弱劳力砍抬杠，山上山下一扫光！”“10万土地被水淹，10万农民迁上山，10万山林一刀砍！”为建设丹江、黄龙水库工程，郧县人民、均县(今丹江口市)人民乃至整个郧阳地区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尤其是郧阳地区移民，响应国家的号召，顾全大局，为工程建设作出巨大牺牲，他们抛家弃园，背井离乡。一些移民住房尚未落实，就借宿牛棚、岩洞或寄人篱下，白天在荒坡上开荒造地，晚上打着灯笼、披星戴月在山脚下挑土造屋……移民们形象地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寸土，处处乱石窝，天旱炸裂子，雨涝垮瘪子，活路有做的，生活无着落。”有的移民居住区行无路、河无渡、饮无泉、夜无电、病无医、学生读书难。黄龙滩水库移民因仓促安置，移民住房建在云母片岩堆积层的滑坡体上，移民重复搬迁两次或三四次，多的搬五六次。

与此同时，几十万移民的生存困境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黄龙滩水电工程建成后所产生的巨大综合效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两个水库建成后，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养殖和保证二汽、十堰用水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1968年到1997年，丹江口水库共挡蓄洪峰流量大于每秒1万立方米的洪水63次，累计减少淹没下游耕地540多万亩，匡算防洪效益300亿元。特别是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丹江口水利工程多次调峰获得成功，大大缓解了长江的险情；电厂累计发电量1028亿千瓦时,创效益81亿元；灌区累计引水124亿方,灌溉面积13万余公顷,使鄂西北、豫西南灌区粮食生产连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彻底根治了汉江下游“旱包子”、“水袋子”隐患，确保了武汉三镇的安全；水库形成了7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库区水产品产量达200万公斤。防洪、发电、灌溉、养殖、航运功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累积综合效益已是工程造价的50多倍！

面对上述数字，梅洁感慨万分：“巍巍丹江口大坝，昂然耸立在滚滚江河和浩淼大泊之中，丰碑般记述着铸就在其中的无数岁月、血汗、生命……”[5]

如今，将改变中国北方未来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战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启动，数十万汉水流域人民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二次移民，又将第二次离乡背井！为了国家战略，为了全局利益，他们无怨无悔！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典型的天下为公、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使郧阳文化极富凝聚力和公信力、牵引力和推动力。

三、追求真理的精神

哲学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灵魂。郧阳地处武当山下，自古以来受道家和道教思想笼罩和浸润，久而久之，道教文化便无形中演变成其文化哲学。作为郧阳文化哲学代表的道家文化除了被道教迷信化、宗教化的部分内容之外，其主流精神是指向独立性、求真性和科学性的。主要理由有：第一，从道家立家创派的宗旨看，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是其根本的目的。《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记事之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第二，从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对“道”的定义上看，道家认为，道是自然宇宙和人间社会最高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为万物之所从来者，德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者”。在这里，道是世界的本源，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作为前者，道生万物；作为后者，道法自然。第三，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道家更富于批判性、叛逆性、挑战性和标新立异性，总是“反”字当头，“异”字领先：反传统、反世俗、反权贵、反压迫、反权威、反异化。[6]

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道教文化这一特性可以得到泾渭分明的印证：在功用上，儒家的积极进取、脚踏实地、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是中国人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挣扎的精神动力，而道家委运乘化、投身自然、隐逸出世、不求闻达的思想则是中国在人生战场上掩护退却的盾牌。儒家激人奋发向前，“知其不可而为之”，强调责任感、义务感、使命感。道家要人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强调人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在表现形式上，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在心理和灵魂的构成上，儒家及道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前者使中国人成了好商人---斤斤计较；而后者则使中国人成为大诗人，富于幻想，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在精神取向上：可以说，道家肯定着放弃，儒家肯定着追求；道家是退守自保的哲学，儒学则是进取奋发的哲学；道家的精神实质在于放弃，也即道家所标榜的倾向自然、投入自然、回归自然的自然追求。在文化传统构成上，林语堂认为：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文化思想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文化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文化思想之经典派。在哲学的出发点上，儒家重人事，着重于探讨社会人生的规则规律，其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核心内容，以义为人格理想，企求建立一 个和 谐的大同世界，而道家则崇天道，着重探讨解破自然宇宙的奥秘，其以自然为行为规范，以道为核心内容，以自由逍遥为人生的理想境界，企求回归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小国寡民，无知无欲，无礼无法，朴纯自然的原始浑沌状态。儒家崇尚文饰、文明，道家伍自然，服饰上，儒家峨冠博带、文质彬彬、斯文有礼，道家则一无所忌，一任自然。儒家创造社会文明体制，礼义制度，道家全盘否定人类的一切文明礼制。儒家尚刚强，道家贵柔弱。

处处都在标新立异，处处都在挑战权威，处处都在昭示着高度的独立自持和自尊自信！[7]

道教文化的这种独立求真、探索真理的精神使郧阳文化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自由性和独立性。加之地道的郧阳人多为流民的后代，更具有不屈的反抗意志，更有自由平等的精神追求，啸聚山林、官逼民反、不平则鸣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明代李自成、张自忠的农民大起义能够在郧阳大山中东山再起，白莲教大起义能够在郧阳大山中迅速星火燎原，说明郧阳这块土地和郧阳人对起义精神的深刻认同和息息相通。明代天顺八年的刘通和石和尚发起的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荆襄流民大起义，以及明成化六年刘通部下李原、小王洪发起的多达百余万人的荆襄流民第二次大起义，就是最为有力的说明。

独立求真、不懈探索的精神，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对人生境界的自强不息的不断提升。左尚宏先生指出，道教传说中真武大帝“铁杵磨针”被人格化情节，最能代表武当道教文化的核心精神：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武当道教诞生以来，一直主张清修，炼内丹。同时，武当道教还主张“入仙道先全人道”，要求道人仁慈悲悯，忠孝信诚。武当高道张三丰在《大道论》中说：“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矣。”这样的修行要旨，更符合人的善良天性，为信徒所乐于接受。古老的武当道乐，抒咏诵唱，纯如天籁，更宜陶淑性情，虔诚其心。道教戒律上千条，其宗旨就是要求入道者约束身心，超脱入胜。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地”，鼓励修炼养生，其本质是对生命活动规律的积极探索。可以说，武当武术就是武当道教生命探索的光辉结晶。内家功夫“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辩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擒扑封闭”的真谛，光华普照，更是激励着一代代鄂西北人苦练内功，提升自我。[8]

独立求真、不懈探索的精神,更突出地体现在一批敢于为国为民请命、挑战强梁、坚持真理而直面死亡的志士仁人身上。张振武和施洋，这两位被载入中国现代史册的郧阳人，一个为反对没落的清政府，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中心人物之一，一个反对军阀，为民请命，成为“二.七”铁路工潮的著名大律师。同样壮烈的还有一批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为了追求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理想，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和严刑逼供、惨无人道的拷打，他们不惜牺牲最年轻和最宝贵的生命，他们分别是房县、竹山和郧县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雷天明、许明清和许子明。

在当代，提起郧阳文化，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位从郧阳走出去的哲人杨献珍，他是郧阳人平视权贵、坚持真理、意志坚强的代表。作为一个意志坚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他一生坐过三次牢，有一次竟然是在共产党的牢狱中渡过的。尽管如此，他依旧理想不变、信仰不改，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求索和对组织的无限忠诚。在那个个人崇拜、迷信权威、谎言横行、真话敛声的时代，只有他，不畏君、不畏上，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畏上大人之言，敢于坚持己见，独立探究，追求真理。当毛泽东同志“一分为二”的理论和个人的迷信崇拜压倒一切的时候，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合二为一”的论断，表现出了一个思想者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和一个真理探究者对真理的痴迷！这里所体现的是典型的独立求真、勇于探索的精神。

四，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首先就要体现在对人民的观念上，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民为邦国之本，能够做到爱民，才是抓住了厚德载物、太和博爱的根本。五千年前的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耕；搭架采药，疗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创纺织，兴集市，一心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随州志》摘自通鉴前编等）。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郧阳附近的丹阳，成为楚国的最早缔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则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众”等治国方略，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贤相孙叔敖处处为民着想，一心为民造福，兴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正是在这批历史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重民、爱民才在郧阳文化理念中蔚然成风，形成为强大悠久的传统。[9]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就是一种知足常乐、自然和谐的生活习尚和宽容、厚道的民情风俗的形成。郧阳人依恋家乡，崇尚平淡。大概是受地域环境和道教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地地道道的郧阳人大多习惯于普通人的生活，不愿冒险，依恋家乡，崇尚平淡自然、知足常乐的生活，默默耕耘，不求闻达。表现在精神文化上，追求生命质量，注重生存环境，讲究安逸、悠闲、自在的精神境界。郧阳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善待自我和生活享受，追求长命百岁，福寿康宁，譬如，在“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等广布人口的日常生活俚语中，我们就不难体味出郧阳人那种对生活享受的十二分的自得自在和自足自乐。郧阳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很有讲究，很多方面都讲究一个嗜好和享受。他们非常喜欢茶，饮茶成习、品茶成趣、种茶成风、视茶为宝。他们到处种茶，人人喝茶。早上喝，晚上喝，春夏喝 ，秋冬也喝，渴了喝，累了喝，什么事都喝，一年四季都喝。人们以茶代酒，以茶为媒，用茶送礼，献茶祭神。喝不喝茶，会不会喝茶，会不会品茶，拿什么茶来招待客人，这在郧阳是衡量一个家庭家道是否殷实、生活是否幸福，主人是否有文化品位，是否有修养，待人是否厚道的一个通行的标准。有否一杯上等的热气腾腾浓茶捧到面前，是客人自己衡量自己是否受主人欢迎、是否有足够分量的直接砝码。茶叶地位如此之高，自然也就在汉水流域形成了巨大的产业，有很多驰名的品牌，像竹溪的梅子贡茶、龙王垭茶，竹山的圣水茶，武当的道茶，神农架的箭茶，不仅给全国人们带来巨大的口福之乐，同时更给本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郧阳人喜酸爱辣，基于此，不仅发明了独特的食物防腐技术，还历史地形成了以酸辣为主的饮食习惯。今天郧阳人在食物防腐技术方面，可以说在全国闻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鄂西北的腊肉、熏肉，尤其是熏肉，是以其色泽的纯正、味道的鲜美、营养的丰富、保存期长而闻名。在饮食习惯方面，郧阳人喜酸爱辣。像酸腌菜、酸萝卜、酸黄瓜、酸白菜、酸辣子、酸豇豆、…….几乎是无菜不酸，无菜不辣。那么在酸辣之间，又以酸为主。人们说一辣出百味，而在鄂西北郧阳这种说法颠倒过来了，是无辣不出味，一酸出百味。这里把酸放在首味。一盘地道的酸辣椒炒鸡、一碗热气腾腾的三合汤，既是一个宦游经年的游子永远都无法挥去的浓浓乡愁，也是一个外乡贵客受到隆重欢迎的见证。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垂悯苍生万有，关爱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郧阳人崇尚好生之德，怜生、重生、爱生、贵生，最懂生命的高贵和不易，有道是“虫虫蚂蚁也是一条命”，不能随意对苍生万有进行杀生和损伤。正因为如此，郧阳人最有慈悲心肠，最懂得人情物理，最能够与大自然形成和谐相处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大自然与生俱来的亲爱者与保护者，也是大自然的最大受惠者。在鄂西北郧阳地区，人人是中医，处处是草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高山峡谷形成的垂直气侯让郧阳山区成为药材宝库。几乎一草一木都可以与郧阳人建立密切的关联，人们都可以说出它的药性、药理，每个人都会几个偏方。比方说，狗辛草能败火；锅烟灰能止血、消炎；大枣红糖可滋阴补血；生姜汤可以清热、可壮阳；生大蒜可以败毒；板蓝根可以清热清毒；胶股蓝、银杏叶可以减肥降压……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浓厚的中医文化氛围和中医文化底蕴，汉水流域才得以牵动以李时珍、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草药大家和中医学大家的目光和脚步，使他们在这里来探索发现、建立垂世奇功。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浓厚的中医文化氛围和中医文化底蕴，郧阳及郧阳周边地区早在汉代就走出了一代中医、中药理论的开山鼻祖张仲景，及其中医、中药理论的奠基作《伤寒论》。可以说，在鄂西北郧阳这个地方，无论是田边地头、无论是山林水滨，到处都是草药，人人都是会治病的中医，这既和神农尝百草息息相关，更是郧阳文化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反光。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也体现在郧阳文化哲学上。提起郧阳，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巍巍太和山和武当道教，是巍巍太和山、郧阳大地和悠悠汉水直接承载和浇灌了中国道教，而中国道教也正是从这里兴起，然后播撒全国。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太和！太和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和，即崇尚天人合一，强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道家也追求贵人重生，要求世人关注苍生万有、热爱一切生命，普施人间大爱。其实，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太，至高至大至重者也，和，和平和谐者也，“太和”，即至高至大至重的价值，就是和平和谐，此其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来解读，那么，“太和”，即太平和谐也，——世界太平，社会和谐，此其二。在这里，道教把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给我们昭示得实实在在、旗帜鲜明！这种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使郧阳文化极富人文性与和谐性。[10]